弋舟：到世界去

编者按：近日，备受文坛瞩目的2020收获文学榜公布榜单，短篇小说排行榜中，陕西作家弋舟《人类的算法》入榜。

文學陝軍藉此机会，得以对话平日沉浸于写作世界的作家弋舟，与他畅谈《人类的算法》的自评、文学对于“人的困境”的意义、如何破解地域性书写的拘囿，以及短篇小说的“轻重”等话题。

弋舟的文学世界，自成一个庞大的语境，以作品上榜为契机的一次简略采访，我们视为弋舟系列报道的初始。弋舟新的长篇小说正在创作中，文學陝軍对陕西作家取得的成绩、荣誉，也将以“长篇”的方式，连续地、系列地关注下去。

文學陝軍：弋舟老师您好，日前，《收获》杂志公布了“2020收获文学榜”上榜作品名单，您发表于《野草》2020年第2期的《人类的算法》登上短篇小说榜。《收获》作为国内重要的文学期刊，已成功举办五届“收获文学榜”，这是您第三次上榜。作为作者，如何自评您的《人类的算法》？

弋舟：《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阵地，60多年来，她刊发了大量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素有“中国当代文学简史”的美誉。2016年，由《收获》牵头的年度文学排行榜创办，基于她的文坛公信力与地位，这个排行榜迅速以其权威、多元、公正与客观在海内外聚集起重要影响，成为透析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依据和“矢量图”。

荣幸的是，在首届“收获文学榜”中，我的短篇小说《随园》便登上了短篇小说“专家榜”与“读者榜”的双榜首。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肯定与荣誉。2018年，第四届“收获文学榜”中，我的短篇小说《核桃树下金银花》再次上榜，加上今年的《人类的算法》登上第五届“收获文学榜”，我上榜三次，对我而言，这是写作生涯重要的成绩，加之平凹老师的长篇小说也屡屡登榜，这样的收获，也可视为我们文学陕军在全国文坛一份重要的成绩与收获。

《人类的算法》写于年初疫情最为严峻的时刻，彼时“算法”成为了我们关注疫情、乃至防疫的重要技术手段，同时，技术的进步也一并带来了新的精神困境——生而为人，我们终究难以屈从自己仅仅是一个个抽象的数据。基于此，我写下了这个短篇。小说依旧从平凡者的世俗生活入手，而我试图探讨的，依然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每一个生命拥有者的心灵难度。当我尝试着将一个具体而微的女性与浩大的“人类算法”相互映照时，我看到了生命个体在历经艰难之后所能达到的宽宥与平静，至少，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我们把个体的命运置放在人类的背景中时，我们能够获得某种安慰。

小说发表于《野草》杂志，这本刊物是鲁迅先生故乡的刊物，我自己也一度受聘为绍兴市的“驻城作家”，所以，这个短篇也算是我交出的一份作业。小说发表后，《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均有转载，算是扩大了读者面，而《收获》这本刊物与巴金先生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心交给读者”，是巴金先生最为著名的文学嘱咐，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很高兴这些刊物能够让我的小说与更多的读者达成共鸣。

文學陝軍：《人类的算法》写于2020年春节后，《掩面时分》、《羊群过境》，它们都与“人的困境”有关。您在2020年出版的《庚子故事集》这个主题，也是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一以贯之下来的。关于“人的困境”主题，今年全人类的集体感受尤为强烈，作为作家，您认为文学对“人的困境”的命题，“解释”与“抚慰”的作用几何？

弋舟：我从事着这份工作，当然会确信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人的困境”一定不会是一个伪命题，否则我们就无从渴望进步，而所谓进步，也一定不仅仅限于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毋宁说，人类的进步之路，最终是以精神世界的解放为目的的。那么，指出我们的困境所在，体恤人的灵魂，甚至尝试着给出一些方案，这些重大的命题，都成为了文学得以存在的前提。一个运动员如何跑得快，文学不太插得上手，那个要交给教练员，文学能够帮上忙的，是运动员跑不快的时候，她会试着抚慰、试着加油、试着告诉你：跑不快也不是天大的罪过，因为生而为人，你就有人的限度。

文學陝軍：对于短篇小说写作，您是有话语权的，以短篇小说《出警》获鲁迅文学奖，著有五部短篇小说集，还写有“新批评”系列文章论“短篇小说的称重”，对于短篇小说的写作，你认为它的“轻”与“重”可有平衡把握的“秘诀”?

弋舟：话语权一定是没有的，而且我也怀疑这个权真的会被谁拥有。虽然我担任着省作协中短篇小说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我也只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给出自己对于这门艺术的粗浅理解。短篇小说的“轻”与“重”，其实不过关乎着写作者自身对于世界认知的“轻”与“重”，如何平衡，本身就是对于写作者世界观的考量。如果这里有“秘诀”而言，那就是我们的“三观”直接在此得以表达，你面对世界的时候不知道轻重，你也将无从理解短篇小说的轻与重。

文學陝軍：“山东高密，浙江嘉兴，河南延津，哈尔滨北极村，陕西关中……当这一连串的地理坐标排列于纸面，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你，一定会在瞬间唤醒自己那顽固的文学经验。”您在《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一文中关注“拘囿”与“挣脱”的问题，既点明了地方性书写的困局，也努力尝试着开辟新的路径。在您看来，作家写作中的“必须”性，导致了目前地方性书写的套路化。而真正的写作，其实因为“受困于自己胸中那澎湃的拘囿与挣脱之力”，所以才能焕发出“西西弗斯般推石上山的虚妄的勇气”。这种勇气，终将令作家“张望到了自由”。摆脱地方性写作的拘囿，它的路径在哪？

弋舟：到世界去。这个“到世界去”，也许更多地是在描述一种精神性的流浪，有些人两脚跑出了万里，灵魂不过依然关在自家的窑洞中。没有“世界”作为映照，“故乡”的意义也会阙如。我们都有过类似的经验：自己的故乡看在自己眼里，一定与一个游客眼中的感受是不同的，没有那么美，或者没有那么糟糕，同样，当我们去往了他乡，也将收获到不同于当地人的经验。这种现象只说明了“流浪”对于新的经验的重要性。主体性的建立，是需要依赖他者作为参照物的。灵魂的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都是致命的牢笼。

文學陝軍：很多外地记者对您似乎有一种“共识”——相对其他陕西作家，你的作品似乎多了些南方气质。您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当真如此，只能归结于血脉深处那些玄奥的基因了。”

您祖籍江苏，在西安成长，后长居兰州，现在又回到西安。您常说自己是没有故乡的“异乡人”，西安的古城墙和一毛钱一碗的岐山臊子面，是童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记忆，还有那个希望与绝望同行、文化与思想碰撞的70年代生人的成长史。成长史对您的文学创作，意味着什么？

弋舟：这份简历听上去好像很复杂，其实复杂一些也未尝不好，曲折往复，本身就构成“经验”。在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将我的“成长史”视为“流浪史”，而精神的流浪，我已经说过，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重要且宝贵的。

然而反过来说，我的经历似乎也未见得有多么的复杂，生逢此世，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着时代的宏力，我们的一切经验，都受制于时代的洪流。

文學陝軍：在《美文》杂志上读到您的系列专栏“春临”，对于各地的行走及感触，您进行了专栏式书写，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21年您的“春临”专栏从内文“升级”为封三，还配了您的画作，行走、书画一体，是您的遣兴一种，还是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化表达？

弋舟：《美文》是我们陕西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受邀写专栏，当然是我的荣誉。“春临”这个词，是平凹先生题赠我的，也是我现在居住的地名，用它来做专栏的名字，对我而言，美意别具。散文这种文体在表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感受上优势突出，以此来平衡自己的感性与理性，对我都是重要的训练。

至于“升级”，的确就是勉为其难的事了。我只能感谢《美文》的抬爱与鞭策。你说得不错，这样的方式更接近于一种“生活方式”了，是遣兴，也是文化表达，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这是一个机会，令我将工作与活着本身更为圆融地贯通在一起，成为生命的修炼——我怎么写就怎么生，我怎么画，就怎么活。

文學陝軍：您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2021年可有意向和规划？

弋舟：已经有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在展开了。2020年我签约了“十月文学院”，这其中就包含有长篇小说创作的约定。很高兴，此次签约的作家中还有我们的“乡党”陈彦先生，我也期待自己能写出不被乡党笑话的作品。

文學陝軍：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的创作有更大的“收获”！

弋舟：谢谢。“文學陝軍”是我们作协重要的平台，你们辛苦了，也祝愿你们在新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