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杯中外诗歌散文大奖赛暨华夏国际诗会初选：472号孙凤山

交流：还原中国乡村的真实与神秘

———评赛珍珠长篇小说《大地》的镜像和美学架构

孙凤山

摘要：《大地》不仅是作者对中国乡村走势的把握，对底层要义的客观描摹和体验，更是她崇尚东西方文化交流、还原中国乡村真实情怀的主观宣泄、欲望感知和美学诉求。从而还原中国乡村在西方眼中扭曲的认知，以及对链接乡村与东西方文化根基的关切。

把封闭的中国乡村故事讲透，不仅需要一条明晰的线索贯穿始终，更需要从好角度切入肌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就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能够匠心别具地把中国宿州大地乡下人真实的现状，还原到西方国家，又能不动声色地跨越东西文化间的鸿沟，泰然自若而有力地改变西方读者眼中，中国那种“历史悠久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印象。她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喜怒哀乐，饱蘸同情心地写出了“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这些侧面可不是单纯地为了衔接生活的断层，勾勒中国乡村基本面，更不是简单地拷问西方读者掩饰不住的势利与偏激，而是还原中国乡村本来面目、植被民间向善情怀、吁请底层向往。《大地》不仅是作者对底层要义的客观描摹和体验，更是她崇尚东西方文化交流、还原中国乡村真实情怀的主观宣泄、欲望感知和美学诉求。阅读《大地》，能够再现中国乡村经典的文化自觉和民族自信，这得益于赛珍珠对中国乡村走势的把握，还原中国乡村在西方眼中扭曲的认知，以及对链接乡村与东西方文化根基的关切。

《大地》主要叙述旧中国农民王龙从一无所有到成为一个富户的故事。贫农王龙娶了一个大家庭女佣阿兰做妻子。阿兰勤劳淳朴，沉默寡言，甚至在刚刚生完孩子后挣扎着爬起来和丈夫一起顶着烈日下田劳作。但王龙嫌她不够美貌，对她十分冷淡。大饥荒时，他们被迫举家迁往南方谋生。这种对“小人物”的悲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表现出了作家对底层人物无奈以及无畏性格差异的细腻把握，对社会最底层人物命运轨迹的精心设计、对“小人物”心理愿望的精心铺垫。

王龙在一场动乱中浑水摸鱼发了财，凭借阿兰帮助，回到家乡买了许多田地。富裕起来，他愈发嫌弃发妻平庸的外貌，另娶了一个妓女。慢慢地，他老了，褪去了年轻时的浮躁和野心，惟一的心愿就是守住家业。他告诫儿子们千万不能卖地，土地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基础。与其说是对劣根性的反省、对封建意识的忏悔，毋宁说是土地是珍贵的家当存眷的衍生物。赛珍珠笔下的“小人物”内心固然焦躁无助、封建迷惘，却也沟壑起伏，每每掀起万千波澜。经过每一个细节严丝合缝地往来渲染，这些单纯具象的“小人物”心性便有了丰盈的质感。

赛珍珠切入故事的角度，在于“小人物”无时无刻也在对多舛命运进行抗争。如果说阿兰的勤劳质朴和忍辱负重，发轫于迫不得已的命运抗争，那么，作为一个典型的父权制下受压迫的妇女形象，企望自由，则是发自内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在父权制的夹缝中生存和抗争着。《大地》没有把阿兰仅仅描述成受害者和一个完全顺从于父权制社会结构下的女性，而是赋予了她主体地位，主动对父权制进行了抗争。阿兰是一位勇敢顽强、坚韧能干并且富有主动进取精神的农村妇女。在艰难的环境里，她比王龙更聪明、更勇敢，经验更丰富、谋生方法更多，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

阿兰不仅向父权制进行了抗争，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仅可以照顾家庭，而且还可以参与家庭以外的事情，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加出色，展现了女性的强大力量。《大地》描述阿兰抗争，不是一味忍让、任人宰割，但也流露出阿兰的抗争是消极的，这是因为她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只是从某些方面捍卫自己权益，从没有想过从根本上彻底地去推翻旧社会男权统治地位。《大地》关注的正是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隐含的颓废生活轨迹折射出的农村悲惨镜像和热切的期盼，塑造出发散的的人性向往和社会文明，祈盼亟待变革的美好乡村大势。

《大地》以王龙一家人的生活为主线，以女主人公阿兰为主体，以文化为切入点，描写中国农村和城镇生活，向西方阐释中国。一再向我们深度解读的，是“小人物”在中国乡村迷失的文明、迷惘的人生，也可能在不经意中卷入社会发展的涡轮。寻常百姓与历史的交汇碰撞也可能触目惊心。《大地》并不奢望呈现一个完整段落的经典乡村，更没有解读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迟到的文明，而只是提供了一些“小人物”的命运结局。这些凋敝乡村的现实碎片和人生断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出其不意的乡村情结冲击，是旧中国乡村变革中一股暗流涌动的意象化效果。《大地》显示出的“小人物”生活传奇命运，是简陋的乡村和无助的抗争故事文本，塑造了全新的、有血有肉的中国农民形象。不啻如此，《大地》以土地为纽带，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赛珍珠就是这样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既看到了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又看到了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难能可贵的是，《大地》并不是单一地描写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提出了一个许多中国现代同类文学作品中所忽视的问题：一个极端贫困的农民有朝一日成为富甲一方的地主会怎样？由于作品将中国乡村历史侧面以碎片化的方式锲入“小人物”的生活传奇和命运抗争，从而使得小说关注的乡村镜像有机地交叉糅合，而非疏离与对立。诚然，历史侧面的笔触时常是凝重、滞涩的，但作品对历史侧面的处理则是轻巧而悲壮，它被还原的社会现实，不再是那个凌驾于“小人物”之上的说教，而是丰富真实的乡村际遇、文化细节与历史意象，不仅使得小说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厚重起来，也使得这部24.9万字的长篇小说本身，有了深度的乡村关切、文化的叙事肌理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

《大地》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状态，将真实的中国传播给世界的理想。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被认为是落后的腐朽的，甚至有人希望它从此消失在世界文化之林，从小受到中国文化熏陶的赛珍珠却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闪光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它拒绝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为了打破这种文化壁垒就必须找到二者之间的共性。

《大地》雄辩地说明，小人物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也可能在不经意中卷入历史的涡轮，寻常百姓与历史的交汇碰撞也可能惊心动魄。从中国乡村历史观的角度说，是写小人物的经历和社会底层的生活抗争史，本身就是小说抒写形式和内容的一个重大进步。《大地》着力弘扬现代的生存意识和价值观：每一个人抑或物既是本体生命的核心，更是社会环境的缔造者。因此，与其说“小人物”追求理想、向往光明，是一种本能的抗争，毋宁说，作者为了还原中国宿州农村现状，是“小人物”群体哪怕不堪重负，也要为正义事业奋斗终生，以正能量在生活底层求得共生，追求人生的更高品质。这种率性的写作诉求，本身就是凛然正气的写作风范和美学追求。毫无疑问，这种“还原”的特质所延伸的审美张力是隽永悠长的。一般来说，写到旧中国农民镜像是悲催而沉重的，叙事的笔触时常是凝重滞涩的，但《大地》对中国乡村历史史实的处理则是轻巧而又清晰的，“正义”成为一个灵动的元素，它被还原为各式小人物生活与抗战的一部分，而不再是那个凌驾于人物之上的“他者”，同时，通过丰富真实的斗争细节与历史背景，来中和、稀释故事传奇性经营所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使一个传奇性的故事和“小人物”碎片化处理，成功跳脱了传奇叙事的陷阱，使得“还原”小说有了文化叙事的架构与历史叙事的肌理。

《大地》站在了人类共性的高度，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不应该存在哪种文化强势就要独霸天下，哪种文化处于弱势就该全盘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并站在文化平等的基石上相互尊重与理解，在交流与对话中求同存异，共生共融。这是赛珍珠立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怀揣乡村情结的的一种文化自觉——从构思到情节，从线索到角度，从谋篇到布局，从主题到形象，力图还原中国乡村现状，以此来体现乡村性、民族性、地域性、真实性和文化性中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和唯美取向。这也是《大地》最大的美学价值所在。

孙凤山：安徽省芜湖市人，1994年加入中国作协。已在《人民日报》（作品版）等3290余家媒体发表作品，已获《人民文学》第二届“科学精神与中国精神”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