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茜纱窗下

王安忆
202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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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时,在上海近郊农村劳动,女生集体宿在农家的一间空房内。这家有一个新娶的媳妇,男人却似乎在哪里做工,不在家。新房设在隔壁的新屋里,只占了侧边的一间。我们常常跑过去探头张望,新媳妇并不驱赶,任由我们将她身后的门缝越挤越大,最终完全敞开。她则在我们的目光下,从容地梳洗,叠被扫床。看起来,她不仅不厌烦,甚至是欢迎我们这些上海孩子参观她的新房。

她的新房在我印象中,亦是一个“满”字。新房实质中占了这间侧屋的一半,就从这一半地方,地上铺设了木板。大约两三步之后,是床。没有注意具体的家具,只觉着满满当当,并且放射着一种油亮的红光。似乎是床的左右两侧,延至地板的边缘,还有床的上方,顶到顶棚,全是油红色的木器,只留下两幅左右挽起的帐子底下的一片空。有一晚上,我们去看新房的时候,新媳妇正坐在帐下床沿上,一只脚搁起来,下巴抵着膝盖,很仔细地剪着脚趾甲。看过去,很有一种“洞房”的意思。

至今,那洞房里的新娘还在眼前。她在油亮的木器间,逼仄的空当里活动。表情是木讷的,但身形里依然流露出对这堂新房家具的欢喜和享受。

后来,在浙江乌镇的一个新修的旧宅里,看了一个床博物馆。其中最为壮观的一张床,共有三进。第一进有大半步,为门厅;第二进也是大半步,是梳洗扮妆之处;第三进,才是床榻。床棚、帐柱、隔扇、遮屏、雕花螺钿,繁华至极。远看过去,小时所见,那家农户的新娘,就是坐在这床里面剪脚趾甲。听人介绍,木匠是不予人做床的,做床折寿,做棺材则添寿。所以,但凡做床,都是以馈赠的名义。做好之后,再刻一张名牌挂在床上,上有工匠的名姓籍贯。然后,受赠者再回送一个大红包。究其原因,床是衍子衍孙的用物,会不会是要借了木匠的寿去添人家,所以木匠忌讳?

这床,及小学生时所见那洞房,都给我私密的印象。除了“满”,还有“幽深”和“暗”,里面藏了些隔宿气似的,不够清洁。其实是有情欲的气息。

有一回,在江南乡下,走过河边埠头,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刷洗几幅木屏。走近一看,便看出这几幅屏就是床栏上的围屏,镂空的花格子做底,镶有人物、器皿、山水、花卉的浮雕。漆色已旧,褪成淡红色,想来原先也当是油红油亮。不知传了多少代,才传到这女子手里。看她洗刷得十分仔细又泼辣,将几扇屏横躺进浅水里浸着,用牙刷剔缝和镂空里的垢,然后,用板刷顺木纹哗哗地刷洗,最后,是大抹布在屏面上大把大把地拖水。正面洗了再洗反面,这几面屏被水洗得近乎透亮。于是,那床洞房的晦昧气息,也一扫而净,变得明亮起来。

与自己无关的物件,是不大留心细节的。但因是经过使用,沾了人气,便有了魂灵,活了。走过去,是可感受到气氛。中学里,曾去过一个同学家,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楼,忽就进去了,只一间房间,极小,却干净整齐地安置了一堂红木家具。那堂红木家具一点不显得奢华,甚至不是殷实,而是有依靠。寡净里,有了些热乎气。丰子恺画里的小板凳,简直就是个小动物,因被小孩子坐过、抱过,俏皮极了。还有农人家的小竹靠椅,贴过劳力人的肌肤油汗,黄亮亮的。那竹靠背斜伸出去,横头一根竹管,关节处,缠着藤皮,一圈圈紧挨着,扎实又忠诚的样子。老保姆曾经带我去访她的老东家,是一户资产者。内外客厅这间放有两具西式红木玻璃橱,高、宽、大,分三层还是四层。每一层,都密密匝匝放着手指甲大小的玉兔、玉狗、玉猫、玉鸟,白玉或者翡翠。就总觉着身后与保姆闲话的老东家,是个描眉的女人,还生着气。这橱子散发出一股糜废的气息,叫人想到金屋藏娇的那个“金屋”。

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其实常常不以为是什物,就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所以,细节是有了,但又不是总体的印象气氛。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张小圆桌。桌面并不很小,但比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是一种偏黄的褐色。桌沿刻一道浅槽,包圆的边。桌面底下,进去些,有一圈立边,边底一圈棱,很藏灰,需时常揩拭。再底下,是四条桌腿,每条桌腿上方有一个扁圆形球。年幼时,还上不了桌面,我就是在这张桌上吃饭。后来大了些,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开一桌,就在这桌上。夏日里,晚饭开在小院里,也是用的这张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适合小孩子,对于成年人呢,也挺合适。而且,它相当结实,很经得住小孩子摧残,虽然并不是什么好木料。几十年来,无甚大碍,只是漆色褪了,还有,桌腿上方的扁圆球,半瓣半瓣地碎下来。原本是胶水黏合的,因车工和漆水好,所以浑然一体。那四把小椅子,到底用得狠,先后散了架,没了。那桌子,却跟了我分门立户十来年,后来送了一个朋友,至今还在用它。上面铺了花桌布,看上去还很华丽。它是我童年的伙伴,许多游戏是在上面做的:图画,剪贴,积木,过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和我妈妈说话,我就坐在这张桌子旁一边玩,一边大声唱歌。后来玩累了,也唱累了,想离开去,好结束这一套。可不知怎么,却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继续玩和唱歌,几乎唱哑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辞,才被妈妈从椅子上解放出来。原来椅背套进了我的大棉袄和毛衣之间,便将我夹住了。由于处境尴尬,所以记忆格外清楚。记得客人是一名亲戚,上门大约是带些求告的意思,妈妈则是拒辞的态度。但求与拒全是在暗中,就听他们互叹苦经。妈妈指着我说:她比大的会吃。那亲戚则说:某某比她会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饥馑日子里。

第二件是一个五斗橱。这橱的格式已经相当模糊了,但大概记得是分为两半,左半是抽屉,右半是一扇橱门,打开后,上方有一格小抽屉,上着锁,里面放钱,票证,户口簿,总之,一个家庭的主要文件。每当妈妈开这个抽屉的时候,我都求得允许,然后兴冲冲地搬来前边说过的小椅子,登上去,观赏抽屉里的东西。这具五斗橱于我最亲密的接触,是橱上立着一面镜子。白日里,父母上班,姐姐上学,保姆在厨房洗衣烧饭,房间里只剩我自己,我就拖过椅子,登上去。只见前边镜子里面,伸出一张额发很厚的脸。这张脸总使我感到陌生,不满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脸,便感失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是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这使我变得抑郁。多年以后,在亲戚家,重又看见这具橱,我惊异极了,它那么矮和小,何至于要登上椅子才可及到橱面?我甚至需要弯下身子,才能够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脸是模糊不清的,镜面上已布上一层云翳。

第三件是由一张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组合而成。如我父母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用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称,家具序号。这样的桌子,我们家有两张,一张留在厨房用,一张就放在进门的地方,上面放热水瓶、冷水壶、茶杯、饭锅等等杂物。桌肚里放一具樟木箱,这是进入上海后添置的东西,似乎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开始安居上海。上海的中等市民家中,都有樟木箱。不过人家家中是一摞,通常是在床侧、屋角,比较隐蔽的地方。而我们只有一个,放的也不是地方。但却可供我们小孩子自如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篮里的粽子什么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儿童剧院看话剧《白雪公主》,天热口渴,回到家中,来不及地爬上樟木箱,从冷水缸里舀水喝。冷水缸里的水是用烧饭锅烧的,所以水里有一股米饭味儿,到现在还记得。真想不出幼年的人小,干什么都爬上爬下。就是这个爬,使我们与这些器物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么光滑、油亮,全是叫我们的手、脚、膝头磨出来的。

年长以后与这些器物的关系不再是亲昵的,东西厮守得久了,也会稔熟到自然而然。但家里总有些特别的器物,留下了特殊的感情。我们家有一具红木装饰柜,两头沉,左右各一个空柜,一格小抽屉,中间是一具玻璃橱,底下两格大抽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从抄家物资的商场里买来的。那时候,抄家物资堆积成山,囤放收藏皆成困难,于是,削价出售。价格低到,如上海人俗话说:三钿不值两钿。母亲只花了四十块钱,便买得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财政,还有,这具玻璃橱对于我们极其逼仄的住房,都显得奢侈了。后来,有过几次,父亲提出不要它,母亲都不同意。记得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情趣。于是,在我们大小两间拥挤着的床、橱柜、桌椅,还有老少三代的人中间,便跻身而存这么一个“情趣”。在这具橱柜里,陈列着母亲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漂亮的小东西:北欧的铁皮壶、木头人,日本的细瓷油灯、绢制的艺妓,美国芝加哥的高塔上买来的玻璃风铃,一口包金座钟,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橱顶上是一具苏俄写实风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铜像。这具装饰橱与我幼年时在那家资产者客厅里见过的完全不同,它毫无奢糜之气,而是简朴和天真的无产阶级风格,但却包含着开放的生活。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总是有着一点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是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现在,母亲的这具宝贝放在了我的客厅里,它与周遭环境显得挺协调,但是,我却感觉到它的冷清。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一日

摘自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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