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琴：大师的名士风度

　一

　　诗人大都是多血质，一时兴起，慨然送我一本他珍藏50多年的旧书，且是三十年代出版的老版本，纸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得异常小心，书的封皮也脱落了。我随便瞅了一眼书名《文学与兴趣》，这么古旧的东西，还是用繁体字竖排的，谁还有兴趣读？

　　我漫不经心的样子，很有些伤了诗人的心。他轻轻合上书页，说起了书的来历。

　　那还是解放初期，刚脱下军装的诗人回家探亲，探望在国家民委工作的父亲。正是父亲带着他，孩童时(11岁)便参加了赫赫有名的回民支队。靠着半部《水浒传》自学的他，非常喜爱读书，也爱逛旧书摊。在北京琉璃厂淘书，他淘到了《文学与兴趣》。从此，这本书如影随行伴随他半个多世纪。带着这本书，他回东北老家参加重工业建设。因诗招祸，6首讽刺官僚主义的诗，让他从一名红小鬼一夜之间成了另类。头戴荆冠，他仍然带着这本书，发配去了黄土漫漫的大西北。“文化大革命”，他首当其冲，皮肉之苦他能挺过去，只怕心爱的书被抄走。他搜尽苦肠，想出一招，用塑料布把书包了又包，扎了又扎，卷成一束，偷偷埋进自家的花盆里，才侥幸逃过一劫。

　　书与诗人传奇般的遭遇，使我产生了好奇，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他无论北上还是西去，如此割舍不下呢？

　　打开扉页，先翻翻目录，再看看作者的名字，全都是些顶尖级的现代文学大家，茅盾、巴金、沈从文、朱光潜、孙伏园、靳以、黎烈文、徐懋庸、郑伯奇、孙用、刘大杰、马宗融、李公仆、卞之琳、艾芜、赵家壁、白薇、草明……一本书里，居然约请到那么多的名家大师，这位约稿的编辑太厉害了，真了不得。他是谁呢？可惜扉页与版权页都缺损了。我请北大学子上网查询，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网站都查不到，不禁私下窃喜，或许绝版了，最好是稀见的版本。

　　这样一来，翻阅这本旧书，心境就大不同了，它把我带到70多年前，名家大师们的青葱岁月，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是浪漫的文学青年。

　　二

　　原以为名家大师的自述，不是“忏悔录”，就是“成功史”，不是感伤的，就是夸大的。怎么也没想到大师们年轻时的文章，写得如此坦诚率性，平易生动。单单看那题目，就让人觉得够新鲜的：《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茅盾)，《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我在文学方面的失败》(徐懋庸)，《我要求活人的文学》(林庚)，《追求艺术的苦闷》(刘大杰)，《文学於我只是客串》(孙毓棠)，《苦难使我接近了文学》(奚如)，《我希望能够不再提笔》，这篇文章居然是著作等身的巴老写的，“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这话也是巴老说的，我简直难以置信。

　　生在一个古旧的大家庭里的巴金，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佣人。”巴金却说“从小就爱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间长大的。”“虽然也曾跟在文豪学士的后面喊过几声，但也不过喊而已，自己从不敢妄想跟着文豪学士高视阔步地走进文坛。”

　　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后面驱使巴金拿起笔。他常常绝望地自问，“难道我是被命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因此他“希望能够坚持着不再把我的笔提起来。”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渐渐接近了讲真话的巴金。

　　从文章里，我认识了离家漂泊，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颠沛流离，一路上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绳吊在颈子上的墨水瓶。这个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人叫艾芜。

　　漂泊的艾芜，在多雨的桂林遇上了同乡作家巴金。巴金自作主张，替他编了短篇小说集《逃荒》，连书名也是巴金起的。在《逃荒》后记中，巴金认为“那里面闪露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读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茅盾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总是俨然端坐一室，通贯古今的。除了读过他不多的几部作品，《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白杨礼赞》，很少接触到他作品以外的文字。只是听说为了写《子夜》，茅盾先生天天到上海交易所去观察，混在那些随着股票涨落而狂呼乱叫的人群，亲身去体验股民的那种疯狂感情。

　　这回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尤其是《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十分新奇。茅盾说他小学时，最喜欢绘画。教绘画的是一位60多岁的老先生，他的专门本领是画“尊容”。他教学生临摹《芥子园》图画谱，从不自己动手。进了中学，教图画的老师则不同。他强调书画儿最要紧的诀窍是用笔的先后。他当场一笔一笔现画，要学生们跟着一笔一笔现临。然而中学生的茅盾，课余时间大多消费在旧小说上头，绘画只是上课时应个景儿。国文教师是位“孝廉公”，称赞茅盾文思开展，却又不满意他的小说调子。告诫他，等到你的文章立定了格局，然后再看小说。他让学生多读庄子和韩文，引起了学生的逆反心理。多年以后，茅盾感到庆幸：假使当时有人指定了某小说叫我读，而且一定要读到我“立定了格局，”，我想我对于小说也要反感……幸而不久就来了‘辛亥’，“老先生们慨然于‘世变’之巨，也就一切都看穿些，于是我也不再逢到好意的指导叫我穿那种‘紧鞋子’了。”

　　小默(有人说是林默涵)的《我对于文学的理解与经验》排在头题。文章开明宗义，“我与文学久已在藕断丝连的状态中，不意最近竟是坠欢重拾。”小默说文学自有它的伟大的社会使命。然而，“说来惭愧，于我它曾经以‘梦’和‘酒’的姿态出现。”像大多数旧家子弟那样，小默多少受到旧文学的陶冶。然而，引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不是韩柳欧苏的古文，汉魏盛唐的诗歌，而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龚自珍的七绝杂诗，南唐二主，纳兰性德的词，《桃花扇传奇》、《红楼梦》、《花月痕》那样的小说。据他自己说“当时大抵还染了一点才子气……”

　　《我有钱就买书》，钱歌川的话深得我心，我看了不觉微笑。一本新书到手，不肯一口气把它读完，好像吃到好东西，不顾一切地吞咽下去。先是把玩它的外形----封面、装帧、色彩，然后再翻开第一页，从目录的标题上，一一去揣摩它的内容。爱书的心情，使钱先生不忍心把任何书损坏；他反对圈点，眉批或画杠杠，弄得一塌糊涂。钱先生说，别人可以在茶馆里坐上几个钟头不觉得难过，他只能在书店里站四五个钟头，“从那里走出来时，便什么事都钩上心来，同时肚皮也饿了，两脚也僵了，只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什么话却不能说”。

　　女作家草明声称《我不愿意坐这把交椅》。十四岁那年，瘦弱多病的草明随父兄从广东顺德乡村来到广州，中学一位教师看过草明一篇小说之后，曾经鼓励她：“我希望你用跑步的姿势迈进着，文坛上有一把交椅等待着你呵”。然而草明却非常清楚：“他给我预定的这把交椅，在我毫无用处。”草明虽说“永远不去回顾那位教师给我预备的交椅。”但她却用自己新的笔头，通过新的认识，写出新的作品。

　　朱光潜坦诚，他生平有一种坏脾气，每到市场去闲逛，见一样就想买一样，无论怎样无用的破铜烂铁，只要一时高兴，就保留不住腰包里最后的一文钱。他做学问也是如此。朱先生以《一个失败者的警告》告诫将来想成功者：“文艺像历史哲学两种学问一样，有如金字塔，要铺下一个很宽广笨重的基础，才可以逐渐砌成一个尖顶来。如果入手就想造成一个尖顶，结果只有倒塌”。

　　有意思的是陈子展，声称《文学于我是无缘的》，他文笔犀利，直抒胸臆，不信读一段试试：“不是为了有什么天才要表现，不是为了有什么学问要阐扬，不是为了有什么主义要宣传，我所以提笔写一点‘不三不四’‘南腔北调’(借用周树人老先生语，理合声明)的东西，一则为了骗饭吃，一则为了发牢骚”。“至于无可奈何地写一点历史或考证性质的捞什子，并不敢自诩有什么‘历史癖’、‘考证癖’……”如今，有哪位作家会这么直言不讳，直截了当：提笔写东西，一是为了骗饭吃，二是为了发牢骚？

　　于赓虞以为《天才是长久的忍耐》。他把现代诗人分为三等，一是误在过于相信个人的“天才”，而任情写去，再者误于过分追求标新立异，“最下者，是那无骨的模仿者，辗转于他人的掌心，而遗弃了个人的气质！”于赓虞对孤独者寄予很高的期望，“中国诗坛的巨匠，只待那些有血有肉而又忍耐的孤独者。”由此得出结论，“天才是长久的忍耐”。

　　刘大杰倾诉《追求艺术的苦闷》，进高师的第三年下学期，郁达夫先生来校教文学。刘大杰那时正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痛苦地寄居学校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情绪。于是，他把逃婚的事为骨干，“写了一篇万把字长的似是而非的小说，那篇名是《桃林寺》。”刘大杰送给郁达夫先生看，郁达夫说：还好的。他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介绍信。十天以后，小说果然连续地登了出来，编辑先生寄来十二块钱，外附一页信，很客气地叫刘大杰以后常替《晨报副刊》写文章。当时他握着那封信，握着那张十二块钱的汇票，跑出跑进，流出了欢喜之泪。

　　资深报人汪倜然，每天除编报以外，还得看6种晨报，翻3种日文报，念英文报。他指出，现在最多的是“玩文学”的文学票友，和“吃文学饭”的文学职工。他劝所志文学的青年，“不急于事功，不急于名利，以最大的热诚，不断的努力，写你所要写的。”他的处世态度是“对他人虚心，对自己严刻(苛？)，不党同伐异，也不勾结贵要。”他只愿意自己的作品因其本身的价值获得发表，不愿意编辑因看交情而采用一篇东西。“尽自己的力量，努力写一点较不卑劣的东西”，他相信这是每个文人的底线。

　　《关于文学》孙用说得很不客气：文学的一切界说是无用的。最好的批评不过是老实的“私见”。“作家的一切经验是不相干的。……批评家们所说的什么主义，什么主义，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的游戏。”言辞激烈的孙用先生，他理解的“所谓文学”，狭义的解释是“爱读的书目”，而广义的解释是“值得读的书目”。

　　与一般文人逞才使气的风格不同，教书先生赵景深的文章写得朴实平和，《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谈到中国文学史，赵景深比较了郑振铎的版本与陆侃如、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的优长后，认为，“文学史该是一切喜爱文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晶，这部书该由大家的力量来编。”他提议：集合许多有兴趣于此的人来合编……譬如说，郑振铎、马廉、鲁迅、胡适、吴梅等编中国小说戏曲，任讷、虞前编散曲，赵万里、夏承焘、龙榆生等编词，周作人等编明末小品文……赵先生对文学史的总体看法是：“与其博大，不如精深。”赵景深先生早年对编写文学史就有如此精辟的见解，令人肃然起敬。

　　也是从赵先生“九年前(1926)编中国文学小史……”的文章中，我才弄清了手头这本书切近的出版日期。假如征文当年出版，应当是1935年，倘若第二年出书，我想，最迟不会超过1936年，因为从以下两位作家的文章里可以看出编辑催稿很急。“月初接着朋友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关于‘我与文学’的东西。”(张梦麟)“承文学社两次来信，要我写‘我与文学’这篇文章，我只得胡说一顿。”(白薇)。

　　白薇是位极富个性的女作家，曾以张扬的领袖姿态，纠合第三女师范年轻气锐的同学，要求教师讲世界大势的新文章，读白话文，掀起学校新旧冲突的风波。后来赴日本留学，“经济蹂躏了一个苦学生的心脏”，白薇伤心地断了学图画的念头，转攻文学。读文学书才三个月，“便不自量地写了篇三幕剧《苏斐》，”为留日学生赈灾公演，白薇自己演主角。奔流时代，苏雪林与白薇很要好，她每次和白薇见面，总好说几句“我们女作家，我们女作家。”白薇一听她说这话就脊背发紧。白薇说：“‘作家’，中国现在，严格地说来真有几个？‘女作家’，现代中国，更有几根凤毛麟角？起码我是不配称‘女作家的’……”

　　“我们女作家，我们女作家”，70年后，我耳边依稀听见白薇在追问，“你配称‘女作家’么？”我也用她的话拷问自己。香港作家叶灵凤的《读书随笔》第二集里，有一篇《白薇----我们的女将》，追溯在早期创作社刊物中发表过文章的女作家，共有两位，一位淦女士(即冯沅君)，另一位便是白薇。白薇，湖南人。外表看起来非常柔顺，内心却刚毅坚定。叶灵凤第一次见到白薇，她刚从日本放假回来。“只觉得她还很年轻，态度非常温文娴雅，戴着相当深的近视眼镜……”

　　白薇的字，也写得很别致。她习惯用钢笔写字，每个字的起头和收笔都用力捺一捺，写得两头粗中间细，加上笔划有点颤动，被叶灵凤一伙文学青年戏称为“蝌蚪体”。这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或许就是用“蝌蚪体”草就的吧？

　　诗人卞之琳写了篇《我的印诗小记》。卞之琳的《断章》曾被无数文学青年奉为经典。“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1929年秋天，卞之琳北来上学，在未名湖畔做了一年好学生，把最难排遣的黄昏大半打发在图书馆里。第二个冬天忽然荒唐起来。“冬天将过，徐志摩先生回北大教我们书，一时高兴，抄了几首给他看，结果说是要选登诗刊，”徐志摩把卞之琳“没有喂火炉的二十几首都要去了带到上海”。当时完全不相识的沈从文在上海见了，就给卞写了一封几页纸的信，说他和徐先生都认为可以印一个小册子。“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的发见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

　　徐志摩先生和新月书店说妥，决定印行《群鸦集》。从夏天到秋天，卞之琳又写了一些陆续寄去。徐先生来信说愿意作序，书“迟至11月总可出版”。“可是接着就碰到了意外，11月徐先生遇难了，群鸦不吉利，出版也无望了。”1933年1月，卞之琳回南方路过上海，见到邵洵美先生，据说《群鸦集》快付印了，可几天后又碰到难题。“于是第一本印成的诗就算三秋草了”。

　　后来卞之琳卖掉了十几首《恶之花》译作给新月书店，作路费，跑到青岛去找孙大雨、沈从文两先生玩，此时，沈从文已应校长杨振声先生之邀，在青岛大学教书。谈起印诗事，“从文说他出钱给我印一本，虽然我曾见到他抽屉里有几张当票，他终于做了一本小书的老板了。”

　　靠着微薄的薪金养家糊口，沈从文先生常常捉襟见肘，但他却变卖家中的物品，用自己的当票资助莘莘学子出书，替徐志摩先生了却了生前的一桩心愿。

　　《群鸦集》几经周折印了三百本。

　　三

　　沈从文先生对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的扶持提携，体现了中国文坛的一个极好传统。文坛流传的另一段佳话，是关于郁达夫与沈从文的。

　　1922年岁末，20岁的沈从文从边城小镇湘西来到古都，寻找生命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住半年后，为着求学，搬到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一间由原先贮煤间改造的潮湿的小屋，沈从文特地为这个房间取名“窄而霉小斋”。银闸胡同就在北大红楼附近，其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由于蔡元培先生的远见卓识，北大向一切人开放，也因此，沈从文成了北大旁听生。

　　没有了经济来源的沈从文，一面时断时续在北大听课，一面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第二年冬，走投无路的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投书求助。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北京大学统计学讲师。

　　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立刻冒雪赶来看望沈从文。门外雪花纷纷扬扬，郁达夫推开“窄而霉小斋”，屋内冷嗖嗖的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双腿，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

　　默默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有一顿没一顿的惨状。这个身材瘦长，颧骨很高，表面看来像个江浙商人，而有一肚子绝世才华的郁达夫，感到脊背一阵发冷，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上附近小饭馆吃饭。吃饭花去一块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

　　“袋中无钱，心中多恨。”沈从文的遭遇引发了郁达夫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不满，从“小斋“回来的当天晚上，郁达夫奋笔疾书，写下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文章称赞了沈从文“坚忍不拔的雄心”，也诧异于沈从文的“简单愚直”，末了，这位始终没有脱下“五四长衫”的知识分子，为沈从文的出路拟了上中下“三策”。《公开状》痛快淋漓地斥责社会的不平，鼓动叛逆，在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

　　不久，郁达夫即向《晨报.副刊》主编推荐，沈从文开始向《晨报》投稿。

　　当沈从文在逆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是诚恳热情，带点名士风度的郁达夫，首先给予了这位未来小说大家以人世间难得的真情抚慰。

　　50年以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拜访沈从文，两人谈及这件往事，70多岁的老人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

　　郁达夫探望沈从文三个月后，沈从文借乘公共汽车的一段经历，将自己内心的孤独痛苦写成散文《遥夜----五》。北大哲学系教授林宰平读到后，发表文章称“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对沈从文作品的第一篇评论。林宰平又将沈的困境告诉梁启超先生，梁先生遂介绍沈从文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名办事员。在新月社的朗读会上，林宰平介绍沈从文认识了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徐志摩。

　　在此之前，徐志摩对尚不相识的初学写作者沈从文的《市集》，已经写过《志摩的欣赏》：“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鰜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刊载于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上的《志摩的欣赏》，坚定了沈从文走上文学道路的信心。虽然，事后沈从文幽默地称这是使他“背膊发麻”的赞语。

　　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沈从文更能切身体会到贫困文学青年在现实环境中遭遇的人生哀痛。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办了婚礼，新居在西城达子营。同一个月，沈从文从“学衡派”吴宓手里，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特别留心那些出身清寒的青年作者的稿件，附在稿件后的作者的来信，诉说自己绝望的困境。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他想起关爱过自己的师长郁达夫、徐志摩、林宰平，接济过自己的北大南开学生刘梦炜、黎锦明、陈炜谟、陈翔鹤、董秋斯，还有北京农大的30来个湖南老乡……

　　他也不会忘记，十年前，《晨报副刊》的编辑在一次聚会上，将他投寄该刊的十来篇文章连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把文章揉成一团，向字纸篓扔去。他忘不了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锥心之痛。他告诫自己作了编辑之后，决不让投稿青年蒙受他当年的屈辱。正是前辈作家伸出援助之手，引领自己走上了文学之路。

　　沈从文每月的薪金大多用来请作者吃饭，或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他还时常接济穷困学生，尤其逢年过节，有文学青年来借贷，即便家中所剩无几，也尽其所有帮助人家。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一文中写道：“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

　　1988年5月10日，正直善良的沈从文离开人世。沈夫人张兆和说：“这个来自湘西的山里人倔得很，但一向宽厚待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相信，他谅解并且原谅一切。”

　　巴金以一个老友的真挚感情写下《怀念从文》：“……最近我意外地找到1944年12月14日写给从文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前两个月我和家宝(曹禺)常见面，我们谈起你，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我在从文家作客的时候，他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读者见面了……我为《文艺》写过一篇散文，发刊后我拿回原稿。这手稿我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了。我的钢笔字很差，墨水浅浅，只能说是勉励可读，从文却用毛笔填写得清清楚楚。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

　　那本诗集，正是卞之琳多灾多难的三秋草----《群鸦集》。

　　整本旧书中，我最喜欢读的还是沈从文的《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我反复读了几遍，一如我为了写这篇往事，悉心研读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或许是地缘的原故吧，我的出生地赣江毗邻湘江，沈先生描摹的风土人情我非常熟悉，他那被水浸润过的文字风格是我十分推崇的。是啊，南方“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

　　“……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说：“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从汤汤流水上，沈从文明白了万千人事，学会了广博知识，见过了大千世界，他的想像也是在沅水上扩大的。

　　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全是他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他的文字中透出一点忧郁气质，是因为被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

　　到了北方，领略了大海的胸襟气魄，沈从文有了另一番感悟：

　　“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眸凝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四

　　名家大师个个性情中人，他们身上有着名士的风度，他们的文章有着名士的风骨。原以为，大师们离自己很遥远，不曾想，读了这本70多年前出版的旧书，了解了他们在文学这条路上“穿过怎样紧的鞋子”，曾经“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一下子觉得与大师们亲近了。

　　我在京郊的古运河畔静坐，默默温习一段二、三十年代文坛往事，反复咀嚼沈从文说过的一句话“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遥想着神交已久，却缘悭一面前辈作家们的风采，他们不仅有很高的才华，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们为人为文是那样真诚，对人毫无保留地披沥真心。“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这是法国作家拉罗什夫科说的。真诚，正是文学的生命。

　　过去常听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作家之间恩恩怨怨，总有些门户之见，每遇不合，则远引高蹈，拂袖而去。然而，我从这本书上读到的印象则恰好相反，“文人相亲，文人相敬，相濡以沫”。当年有影响的前辈作家，几乎无不爱才若渴，常常无私地提携后进。许多正直的作家和沈从文一样，有着独立的人文精神，“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在他们眼中，没有尊贵之分，没有壁垒之分，只有独立的思想个性，只有不羁的文人情怀。他们以极高的天分和才华，自由挥洒，创造出了传世的作品，这些作品，凸现了他们生命的价值与精神追求。他们有最值得尊敬的放大了的人格。

　　掩卷沉思，我仿佛觉得自己也置身于那些最真诚的人中间了……

　　岁月悠悠，往事悠悠……

　　原载《中国作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