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0年从新疆南迁后，才开始涉足散文创作的，没想到，散文是我所涉足的四种文体(诗歌、小说、纪实、散文)中，对我最宽容的。
记录南迁感受，我没有选择小说，因为我的迁徙史时间短暂，尚不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我所储存的记忆碎片在被编织时，四处漏风；我亦没有选择诗歌。从葡萄园转移到工业园，面对暴发都市，庞杂信息，都与我熟稔的绿洲沙漠背道而驰。南方生活的笨重可以压塌楼板，以前的轻飘语气必须肃然改容。而那些貌似失控的洪流细节，窘得让人不知所措，逼迫着想象力日益雄厚。于是，用散文承接情感，貌似最为合适。我在诗歌上盘亘得那样久，在小说上煎熬得那样苦，在纪实上纠结得那样深，它们都没能让我彻底松弛，从惯例俗套中挣脱，而宽容的散文，不仅让我探幽索微地思考，纵横无忌地长谈，更体会到别的文体从未带来的酣畅快感。是散文让我发现了另一个“我”——更充实，更自在，更多义。我不断打量和琢磨这个崭新的“我”，通过观察和问讯，探究“我”与世界的联系，最终完成了一系列创作。
我的散文观说来简单——好散文一定要及物，且及当下之物。历史散文再妙笔生花，抒情散文再婉转清丽，学者散文再深奥曲折，都不让我倾慕，我自觉已成当下的一部分，沆瀣一气，无法袖手旁观地当门外汉。我急迫地写“我”，我的邻居，我目睹到的别人，我和别人共同的境遇，并自认为这种写作比之其他更重要。这种类型的写作对散文家的要求极为苛刻：情感真诚，事件亲历，思考深邃，但同时，在细节上可适度虚构，自由拼贴。这种经营是小茶杯里兴风作浪，需苦心制作方成格局。
我喜欢散文中的“我”——比真实的我更勇敢、更坦率、更放肆。这个“我”的神经像是通了电，有着强烈的感受力，看到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我”充满自省——眼见着自己在白天的生活中囫囵地忍受着整块痛苦，没工夫细辨滋味，待深夜来临，如老牛反刍般咀嚼深味。当“我”从公共人群中分离出来，游离半空俯瞰时，我反思，我纠结，我叹息。痛是慢慢尖锐起来的——那晦涩地带的不明感受，那像害病的眼睛避光般挣扎的骄傲，都汇聚心尖，令浑身发颤。
一篇佳作的诞生需要一种气场，一次契机，一种心境。某个时刻，散文家被触动得不吐不快时，开始创作。先是一个细节(即便环绕着这个细节的情绪是晦暗不明的，但作家却被这种朦胧指引，陷入创作的巨大冲动)，再搭起粗陋框架，继而进行细处装饰，最终引爆高潮。接着，打印出原稿，反复吟诵，反复删改。为让词语如齿轮般精密，呕心沥血，晨昏颠倒。
《樟木头笔记》是2012年的作品，其中的《女房主》，开篇就指向主人公——那个“二奶”：她的动作，她的语言，她的乳房。没有环境描写，也不交代过程，更无道德批判，而只写她的行动。我试图用一种语速(向下的、刀刃般的语速)来描述，营造出快节奏。如何快？用事实替代抒情。后来我发现，当手中细节不多时，偷懒的作家便会用抒情来补救，像夏娃拿树叶来遮羞包丑。而这种轻佻的做法，非但不能让读者感动，反而会把他们的兴致晒蔫。
而我的人物是真实的！单想到这一点，我便无端地激动起来！它不是小说——小说虽然设置了一个事实现场，但读者并不对其真实性抱有期待，也就是，只要小说的故事吸引人，真假无足轻重；但散文则设置了一个心灵现场，里面虽然也包含着故事，但这故事是为展现灵魂服务的。读者对散文的真实性抱有期待！所以我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我要求我写的故事必是亲历，但我可以对已有的、尚不完整的素材进行黏合，以恢复事实的真相。小说的事件像个精致的外景地，读者会感叹作家模仿现实的能力多么高超；而散文的事件是片段的，以碎片方式呈现。小说家是自信的，他们掌握了迅速诱惑读者的手段；而散文家是自卑的，其喃喃自语如黑暗中的萤火，高高低低，又害羞又胆怯。但有时，打磨光滑的小说却不如破碎的散文感人，概因有散文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支撑。
散文虽散，但并非万物皆可写，散文家只能写他所擅长的那一局促部位。散文家的眼睛像镜片，将常态中的惊诧凸显出来，这种画龙点睛的功夫，要求散文家既敏感又博学，又要具有探求人心秘密的热忱。所以散文家的第一要义不是说教(因为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而是透过高度的智慧和素养，把众生相照耀出来。散文家要敢于正视人类的全面的情感冲突，不仅有高尚可爱，更有低俗卑微。好散文总是既简洁又有力，而不是摆出一个大场面来唬人。有时，散文家会描述那些从表面上看来无助乃至破坏大场面的细节，而那些细节便是一颗颗尖利的石子，灵魂正在其上颠簸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