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 :我在散文的宽容中

丁燕
2021-08-24
来源:光明日报

 我是2010年从新疆南迁后,才开始涉足散文创作的,没想到,散文是我所涉足的四种文体(诗歌、小说、纪实、散文)中,对我最宽容的。

  记录南迁感受,我没有选择小说,因为我的迁徙史时间短暂,尚不具备掌控全局的能力,我所储存的记忆碎片在被编织时,四处漏风;我亦没有选择诗歌。从葡萄园转移到工业园,面对暴发都市,庞杂信息,都与我熟稔的绿洲沙漠背道而驰。南方生活的笨重可以压塌楼板,以前的轻飘语气必须肃然改容。而那些貌似失控的洪流细节,窘得让人不知所措,逼迫着想象力日益雄厚。于是,用散文承接情感,貌似最为合适。我在诗歌上盘亘得那样久,在小说上煎熬得那样苦,在纪实上纠结得那样深,它们都没能让我彻底松弛,从惯例俗套中挣脱,而宽容的散文,不仅让我探幽索微地思考,纵横无忌地长谈,更体会到别的文体从未带来的酣畅快感。是散文让我发现了另一个“我”——更充实,更自在,更多义。我不断打量和琢磨这个崭新的“我”,通过观察和问讯,探究“我”与世界的联系,最终完成了一系列创作。

  我的散文观说来简单——好散文一定要及物,且及当下之物。历史散文再妙笔生花,抒情散文再婉转清丽,学者散文再深奥曲折,都不让我倾慕,我自觉已成当下的一部分,沆瀣一气,无法袖手旁观地当门外汉。我急迫地写“我”,我的邻居,我目睹到的别人,我和别人共同的境遇,并自认为这种写作比之其他更重要。这种类型的写作对散文家的要求极为苛刻:情感真诚,事件亲历,思考深邃,但同时,在细节上可适度虚构,自由拼贴。这种经营是小茶杯里兴风作浪,需苦心制作方成格局。

  我喜欢散文中的“我”——比真实的我更勇敢、更坦率、更放肆。这个“我”的神经像是通了电,有着强烈的感受力,看到的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我”充满自省——眼见着自己在白天的生活中囫囵地忍受着整块痛苦,没工夫细辨滋味,待深夜来临,如老牛反刍般咀嚼深味。当“我”从公共人群中分离出来,游离半空俯瞰时,我反思,我纠结,我叹息。痛是慢慢尖锐起来的——那晦涩地带的不明感受,那像害病的眼睛避光般挣扎的骄傲,都汇聚心尖,令浑身发颤。

  一篇佳作的诞生需要一种气场,一次契机,一种心境。某个时刻,散文家被触动得不吐不快时,开始创作。先是一个细节(即便环绕着这个细节的情绪是晦暗不明的,但作家却被这种朦胧指引,陷入创作的巨大冲动),再搭起粗陋框架,继而进行细处装饰,最终引爆高潮。接着,打印出原稿,反复吟诵,反复删改。为让词语如齿轮般精密,呕心沥血,晨昏颠倒。

  《樟木头笔记》是2012年的作品,其中的《女房主》,开篇就指向主人公——那个“二奶”:她的动作,她的语言,她的乳房。没有环境描写,也不交代过程,更无道德批判,而只写她的行动。我试图用一种语速(向下的、刀刃般的语速)来描述,营造出快节奏。如何快?用事实替代抒情。后来我发现,当手中细节不多时,偷懒的作家便会用抒情来补救,像夏娃拿树叶来遮羞包丑。而这种轻佻的做法,非但不能让读者感动,反而会把他们的兴致晒蔫。

  而我的人物是真实的!单想到这一点,我便无端地激动起来!它不是小说——小说虽然设置了一个事实现场,但读者并不对其真实性抱有期待,也就是,只要小说的故事吸引人,真假无足轻重;但散文则设置了一个心灵现场,里面虽然也包含着故事,但这故事是为展现灵魂服务的。读者对散文的真实性抱有期待!所以我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我要求我写的故事必是亲历,但我可以对已有的、尚不完整的素材进行黏合,以恢复事实的真相。小说的事件像个精致的外景地,读者会感叹作家模仿现实的能力多么高超;而散文的事件是片段的,以碎片方式呈现。小说家是自信的,他们掌握了迅速诱惑读者的手段;而散文家是自卑的,其喃喃自语如黑暗中的萤火,高高低低,又害羞又胆怯。但有时,打磨光滑的小说却不如破碎的散文感人,概因有散文家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支撑。

  散文虽散,但并非万物皆可写,散文家只能写他所擅长的那一局促部位。散文家的眼睛像镜片,将常态中的惊诧凸显出来,这种画龙点睛的功夫,要求散文家既敏感又博学,又要具有探求人心秘密的热忱。所以散文家的第一要义不是说教(因为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而是透过高度的智慧和素养,把众生相照耀出来。散文家要敢于正视人类的全面的情感冲突,不仅有高尚可爱,更有低俗卑微。好散文总是既简洁又有力,而不是摆出一个大场面来唬人。有时,散文家会描述那些从表面上看来无助乃至破坏大场面的细节,而那些细节便是一颗颗尖利的石子,灵魂正在其上颠簸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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