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80后”写作者的创作已向社会和历史的宽广与纵深全面铺展。在他们纷纷转向现实与历史之后，纵观他们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总惯于书写悲剧故事，又往往惯于从悲剧中升华出平和的境界和光明的前景。本文聚焦“80后”长篇小说的升华式结尾，择取描写现实与回望历史两大类型的部分长篇小说，进行症候式的分析解读，探讨这些小说结尾处的升华何以是一种必须正视的症候。
一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张悦然突破青春写作局限的一次尝试，表现出转向现实的兴趣。小说通过女作家陆一璟的悲剧人生，探讨苦难折磨之下人性的微光。在张悦然的笔下，陆一璟的人生经历堪称一场场接踵而至的磨难。不仅如此，每当陆一璟似乎在困境中看见一线曙光时，生活便要将这仅有的光亮瞬间扼杀，并再度将她推向更糟糕的境遇。
正因此，小说的结尾的处理便显得颇为匪夷所思。当大火使陆一璟失去了爱人这一唯一的光亮之后，她决定放弃腹中的孩子。在小说中，陆一璟的苦难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母亲曼的爱慕虚荣、不负责任；而在这里，陆一璟避免重蹈覆辙的方式则是对孩子生命的彻底抹杀。尽管这并未提供一个善待生命的途径，甚至不免会被看作是对曼隐秘而委婉的认可，但这一处理却是符合小说内部叙事逻辑的。但陆一璟的这一选择随即被小说轻易地推翻了。在医院，陆一璟与母亲曼相遇。而再度怀孕的曼变成一个坚强温暖的人，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重新开始。这一次相遇使陆一璟最终谅解了几乎从未对她尽过抚养之责的母亲，并决定保留腹中的孩子，还在认同母亲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生的力量。这种突如其来的、由曼来完成的母爱的升华和陆一璟的原谅，显得极为肤浅和突兀。它不仅并未让陆一璟从其苦难遭遇中得到升华，反而突兀地抽空了苦难的意义。这样，《水仙已乘鲤鱼去》所完成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对苦难的堆砌式书写。张悦然的本意正在于要在密集苦难的绝望之中捕捉坚强人性所迸射出的光辉，但小说结尾的轻巧和解，造成强行升华的尴尬情状。这一刻意升华无疑严重弱化了它试图书写人性光彩的本意。
与《水仙已乘鲤鱼去》以升华来疗治现实的苦难相似，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的结尾则是以对少年时光的诗意重返来想象地弥合现实的裂痕。林萧、顾里、南湘、唐宛如四人从高中到入职后相互猜忌、决裂，又重归于好的过程，是《小时代》三部曲的主要内容。借助对少年情谊的不断重温，小说无数次地化解了四姐妹决裂的危机。但小说也因此悬置了矛盾的真正解决。事实上，在四姐妹间的矛盾之后潜藏着一条资本的逻辑。四姐妹的少年情谊乃是以林萧等人对顾里这一唯一的资本占有者的依附为基础的。在依附的同时，她们难免要忍受不同程度的压迫；为了摆脱依附顾里的处境，她们又不时地背叛顾里转而投靠其他的资本占有者。而四姐妹之间的矛盾，实际是其他的资本占有者在与顾里角逐更多资本时，借用林萧等依附者来对顾里实施的攻击。以少年时光的重温来弥合矛盾，实际只是矛盾激化的不断延宕，并未从根源上化解矛盾。
当这个“温情脉脉”的少年世界终于到了濒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之时，小说再次以顾里病危、姐妹重聚时的肝胆相照来冰释前嫌，并以一场大火永远终结危机降临的可能性。因为唯有死亡，才能保证少年乌托邦的完美。接着在结尾处，小说描写了林萧回忆之中四姐妹大学生活中的一个日常场景。在这温情的时刻，资本制造的矛盾被永远消弭，裂痕被永远抹平，少年情谊被升华为完满。但这一圆满也意味着生命与希望的永远终结或冻结——少年时光之所以是最美好的，正因其无法重返。《小时代》三部曲的本意在于书写少年情谊，并以此微弱地传达资本的秩序对少年情谊的压迫。小说或曾在无意间触及了时代的某些弊病，但它无力对时代做更尖锐的刺探。而小说结尾处对于不可重返的少年情谊的再度强调，实际将少年情谊指认为一处虚妄的所在，传达的恰恰是对资本秩序的某种臣服和归顺。于是不可避免地，林萧等四姐妹的少年情谊，最终成为这一时代所给予的“甜美而又虚伪的谎言”[1]的一部分。
二
不仅是在这些切近现实的长篇小说中，结尾的强行升华显示了作者对于展现时代、揭露人性时的有限；在“80后”写作者那些书写历史的长篇小说中，我们也常常在结尾处遭遇这种令人尴尬的升华处理。在小说顿挫的悲欢之后，宽宥和原谅突然被引为故事的绾结，从而使故事强行地走向升华。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
再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比《茧》更能显示这一代青年作家将自己楔入历史的焦虑了。在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这一代写作者所暴露出的“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2]的写作短板，张悦然试图通过《茧》来打开历史的广阔天空。张悦然曾指出，“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中处在什么位置。要建立这个坐标，就必须了解父辈和过往的历史。了解他们，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3]。这也正是《茧》创作的出发点。小说试图将个人经验与历史叙事相互勾连，借助历史重新认识个体的位置。
《茧》以李佳栖与程恭对究竟是谁谋杀了程恭祖父这一历史真相的寻找为中心。程恭祖父被谋杀这一事件，是笼罩于小说中几代人命运之上的一团阴云。李冀生是谋杀程恭祖父的最大嫌疑者。这造成了两家人难以化解的矛盾，也将汪露寒一家卷入其中，更是李牧原、李佳栖不得不背负的历史创伤与宿命。李佳栖与程恭生来便被裹挟在两家人的矛盾与悲剧之中。他们既是挚友亦是仇敌，在从对方身上获得抚慰的同时又必得承受背叛的痛苦。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处仍然给予了这些爱恨纠葛一个温暖的收结。伴随着李冀生的死亡，宽宥终于来临。李佳栖与程恭由此而获得解脱。
但是，不应忽略的是，李佳栖正是基于一个无归属零余个体的孤独体验而转向历史的。她不断叩问历史追问真相，渴望获得历史的在场，以此锚定自己的位置。但在小说的结尾处，恰恰是李冀生的死亡再一次将李佳栖等指认为历史的旁观者。宽宥的到来，正是因为施害者受害者都已死亡。而面对他们不得不背负的历史，李佳栖与程恭始终无法参与和改变。这一由历史参与者们纷纷退场而带来的解脱，恰恰意味着一种对于历史的隔阂、茫然与无知。与这一结尾形成对应的是，小说对历史的书写也显得简化与单薄。撇开张悦然颇为取巧地选取了“文革”这一历史时期不谈，在逐步呈现程恭祖父被谋杀的过程中，小说对大时代及父辈们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心灵史与情感交锋的把握都失之无力。这也正显示了小说在面对历史时扮演的始终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叙述者始终无法真正地把握历史。因此，探讨历史只能强行收束，悲剧必然强行中止。
同样是书写历史，与张悦然试图沟通个体经验与历史不同，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则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叙述了一个“节妇不节”的故事。令秧少年守寡，本该自尽殉夫以换得一座贞节牌坊。但在家人的帮助下，令秧与继子生下一个女儿得以逃脱死亡，开始她漫长的守节岁月。与常见的节妇故事中关于制度杀人、守节之苦、张扬人性的书写不同，《南方有令秧》另辟蹊径，转向书写“节妇”令秧如何在谢舜珲的帮助下，大肆宣扬其节烈之名，并最终如愿获得了贞节牌坊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父权秩序实际显示出了某种悖谬的性质。“节妇”这一身份既对令秧进行了压制，也使她获得了彰显自我的权利。最终，令秧利用父权话语的裂隙，不仅使本非“纯洁”的女性重归“纯洁”，甚至成为“纯洁”女性的楷模，通过贞节牌坊的旌表而昭告天下。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小说叙事的先锋性。
但顺此而来，小说的结尾却又颇令人费解。在结尾处，令秧因与丈夫族人唐璞的私情而再度怀孕。此时贞节牌坊正在建设落成。在这个紧要关头，已经为个体生存挣扎了15年的令秧突然选择带着腹中的孩子自我了断生命，并在这样的死亡中彻悟生命的意义。尽管令秧与唐璞的私情这一情节的安排有些落入俗套，但小说对这段感情的描写仍处处显示出以身体的欲望表现女性个体的觉醒。这也正与小说前面所叙述的其通过对秩序的拨弄而重归“纯洁”的情节相呼应，以通奸与肉体的欢愉去挑战贞节的规训，传达对秩序的嘲讽和蔑视。但小说将令秧的自杀视为一种生命的圆满与大彻大悟，从而使得整个故事再度回到对于秩序的臣服的陈旧逻辑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突至的圆满几乎抹杀了令秧由秩序而造成的人生悲剧和她与秩序搏斗的所有努力。这样，突破沉默并未允诺对秩序的超越，反而以突破的姿势重复了对秩序的驯服。而在笛安的自述中，《南方有令秧》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失意男人塑造了一个节妇的故事”，类似于当代社会“经纪人如何运作女明星”[4]的方式。以此观之，《南方有令秧》只是在借助令秧来铺陈新的传奇。作者难以处理历史之中错综复杂的线索，难以为人物突破困境提供途径，而不得不仓促地转向宽容与平和的顿悟，从而在贴近历史的同时远离了历史。
三
综上所述，就“80后”写作者对现实的书写和对历史的书写这两大类型的长篇小说而言，结尾处的升华并未取得好的效果。尽管这些结尾升华出一种余韵悠长的诗意氛围，也使小说更加整饬，但是这些强行的宽容与光明，却难以与小说的逻辑达成和谐，不仅破坏了小说的力度，也暴露出这些写作者驾驭长篇小说这一体裁能力的欠缺，和在观照与呈现世界方面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反而是一些放弃了向光明升华的小说显出了思考的深度。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以一次汽车之旅统摄全篇。这一“在路上”的状态本联系着纵情自由的状态。这正是对“我”在现实中所遭受的每一次束缚与每一次失望的反拨。但如同小说所记述，在“我”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里，“我”对秩序的冲撞都宣告失败。在这次旅途中，“我”的每一次停留都遭遇了挫折和希望的破灭。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仍在寻找着出路，但出路却一片迷茫。就这一意义而言，小说所讲述的每一次失效的抵抗，实际也在隐约地承认“我”曾经试图否认的逻辑，因为“生活它就是深渊”[5]。“在路上”最终指向了一种不知何处是归途的精神漂泊状态。恰恰是这种反差，使小说的叙事沉入生活的内部与底层，从而见出真正有力量的“风景”。这个晦暗的结尾呼应着整个小说，使之成为一代人精神困境的再现。
同样是为一代人作传，周嘉宁的《密林中》以一首具有懵懂乐观精神的诗歌作为结尾。这首写在荒废的半衰期论坛上的诗是阳阳对于青春期的回忆，也意味着阳阳对于未来的某种朦胧期待。但这并非指向一种确定的光明。事实上，小说是一次对自我精神困境的直面和剖析。“密林中”显然是这种精神困境的某种隐喻，意指了阳阳们的探索如同在密林之中茫然的狼奔豕突。而这探索的出路却是未知的。但是，周嘉宁赋予了阳阳一个写作者的觉悟和抱负。写作为阳阳精神的痛苦带来唯一的抚慰，但同时也加剧了她于理想和琐屑庸常之间挣扎的精神焦虑。令人感动的，恰恰是阳阳面对困境时战士一样的姿态。哪怕在她已注定是一个失败者之时，阳阳始终保持了对生活与世界进行“正面强攻”的姿态。《密林中》或许又是一份失败者的手札。但重要的并非在于阳阳的跋涉能否带来光明的前景或辉煌的胜利，而正在于她跋涉的过程和始终保持着的战斗姿态。以一种“反心灵鸡汤”的方式，周嘉宁在这几乎不可打败的琐屑与庸常中，为“正面强攻”的信念给予了一点点菲薄的信心。而小说的结尾，也是在“正面强攻”的前提之下，才具有了光明的意义，为打破僵局显示了某种可能性。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长篇小说不宜以走向圆满的升华作为结束。本文意在指出，强行的升华对于小说的力量将是一种削弱。升华应当水到渠成，与小说的整体相契合，而不是任意妄为，随意阻断本来已经展开的叙事，使之不得不强行转入一种升华的格局里。在对以上作品的分析中，本文更意在提示这一存在于“80后”写作者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值得注意、引人深思的现象。这些在20年前开始陆续崭露头角、被文坛寄予深厚希望的年轻作家们，已经不能再以“年龄”论短长，社会希望他们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对其部分长篇小说的症候式解读，不应孤立地看待。这牵涉到这一代作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对写作的理解。而它也确实到了必须引起重视和正视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2]张悦然：《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张悦然主编：《鲤·嫉妒》，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3]武靖雅：《张悦然：承载在个体身上的历史，并不比集体、国家的历史要微小》，界面：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789698.html。
[4]笛安：《令秧和我》，《东吴学术》2015第2期。
[5]韩寒：《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92页。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
来源：《创作评谭》
作者：蔡郁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