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的长篇报告文学《重装突围》，写“国机”与“二重”的重组，只重点写了五年时间——即从2013年宣布重组到2018年国机重装正式挂牌运行——却昭示了央企自我革命的凯旋，同时也正如作家阿来所说，也标志着改革题材报告文学新的突围。《重装突围》以纪实文学的样式，抓住中国改革中的重大题材、重要事件、核心问题和关键场景，站在人类历史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前沿，直面中国现实，还原改革现场，生动证明了我国体制机制自我识错、自我纠错、自我变革、自我重生的非凡的制度性力量，形象地再现了政府与市场、“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两只手相激相生、相辅相成，创造经济、文化奇迹的恢弘历程，让市场袪魅，也使西方“历史终结说”在“诗性正义”面前黯然失色。
《重装突围》通过讲好一个“改革的故事”讲好了一个 “中国故事”。它重点叙述的时间确实不长，叙述的对象也只是两个国营大型企业的合并与重组，所涉及的人物也不算多，而且大都集中在企业和国家高层，即便是作者笔下所展现的那些矛盾，也是任何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矛盾。但是，《重装突围》又的确给我们以巨大的历史容量，它几乎包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少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到改革开放至今大半个世纪中国工业、国营企业，乃至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存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由体制机制内生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难以回避的，还会持续地影响21世纪甚至整个中国未来的一些矛盾，以及通过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些矛盾的成功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装突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起到了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放在未来新中国发展史上，它以一个短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时段，一个小到不必写史的事件，带出了经久不息的中国问题，其所表现出的涵盖力、概括力和启示力之大，令人喟叹，显示出作者的某种“史诗”性追求。
报告文学写到这个地步，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但坦率地讲，这些“国家经验”，在任何一份国企重大改革的总结报告中都可以看到。“报告文学”不仅要“报告”，更要“文学”；“史诗追求” 不只是有“史”，更要有“诗”；“改革文学”，岂止谈“改革”，更要以“文学”的方式呈现。
周闻道是在场主义散文的倡导者。在场主义的理论很丰富，但“介入现实”是关键。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是“文学语言”的艺术。报告文学就其总体而言，它不是“虚构的文学”，而是“非虚构的文学”；它不是“想象的文学”，而是“实践的文学”；它不是“静态的文学”而是“行动的文学”。《重装突围》报道的对象非同一般，是“国机”和“二重”，是央企中的央企，改革的目标、对象、路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机、二重重组的这场改革，是体制机制的自我变革，是变革者的自我革新，是在自己身上刮骨疗伤，是中国社会沉疴不起、沉重不堪的现实的自我革命。何况这场改革所涉及的都是当下中国宏大体制下，居重位、握重权、干大事的风云人物……面对如此坚硬的“现实”，周闻道如何“介入”？而且怎样以文学的方式“介入”呢？
《重装突围》的成功“在场”，首先在于“揭示”：共和国的长子，国家的脊梁，曾经无比骄傲无比自豪的中国重型装备战线，尤其以“二重”为代表，已经沉疴不起，病入膏肓。我注意到，全书共12章73节，前面的7章45节，重在揭示“病象”。再加上散见于后面字里行间的“病灶”，可以说这是一篇对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经历了近60年发展历程之后的一次全面诊断，一次深度的、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望、闻、问、切”。也可以说，《重装突围》是一份中国国有企业厚重的病历，到处充满了拯救、“拯救的拯救”的呐喊。最见作者胆识的是，在世界性的产业转型升级及中产阶级危机的大背景下，他把这两个企业之“病根”上升到“中国问题”；他把这两个企业之殇上升到国家“脊梁之殇”；他把这两个企业的合并重组改革突围上升到 “国家任务”；他把这两个企业的前途和命运上升到一国之“路在何方”的高度。这些“上升”，不仅为后面“国家经验”的出笼埋下伏笔，也不仅让这篇介入的文字大气磅礴，更在于它恰切无比，抵达了“本真”：中国重型装备业乃至国企的问题，出在体制机制。
“揭示”就是“召唤”。悲壮地揭示，是为了有力的召唤。所以，在《重装突围》文本内部跃动着深刻的“否定的力量”的时候，更是跃动着强劲的“召唤的力量”、“建设的力量”，这是它成功“在场”的第二个原因。
《重装突围》正是通过这些，写出了这场“自我革命”的艰难、艰苦与艰巨及其后面复杂深刻的原因。恰恰是这样，国机、二重合并重组，改革成功，彰显了改革者的勇气、魄力、精神、意志及高超的智慧，就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吃苦受难越挫越勇的民族形象，就更加彰显了这场改革的重大意义：在如今的制度下，体制机制有“自我革命”的伟大能力。
改革之于沉疴、未来之于现实、建设之于否定、悲悯之于苦难、亮光之于幽暗，深切的爱之于无奈的恨……巧妙结合、水乳交融，统摄于恢宏的叙述语势和改革的宏大叙事，使《重装突围》既见审美，又见审智，还见审理，既不乏细节的丰富性，又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无怪乎有人称它为改革的“史诗”。而我毋宁说，在一个更加辽阔的视域里，《重装突围》通过“国家经验”的“文学重构”与“雕刻”，塑造起一处独特的体制机制改革与自我革命的“国家博物馆”，留住了正在我们身边消失的“公共记忆”，同时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启蒙的文学读本。
正如阿来所说，《重装突围》不是靠传统的经验写作能够完成的，在这个叙述界域里没有现成经验。它靠的是在场的当下性、介入性、发现性写作。就此而言，它不仅书写了中国高端国企在改革中的重装突围，也是中国工业题材改革文学在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以后，经历了长达40余年的繁荣、沉寂、困顿、探索之后，报告文学领域的又一次重装突围。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