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学青年鉴于我与前辈作家柯灵有过一些交往，他在参观柯灵故居后，要我说说柯灵。我说，柯灵文笔潇洒，才气横溢，同时又字斟句酌，笃实严谨，即使到耄耋之年，在他身上，还是保持着那种才子气与学者风的完满结合。
1993年5月1日至1994年4月30日，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并征得泰、英、荷比卢以及香港等地华文作家协会的同意，在春兰公司的赞助下，共同主办了“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海内外有28家报刊参赛，提供发表园地。此项活动得到了党组织和文化界前辈的大力支持。冰心、汪道涵、夏征农、施蛰存、萧乾任顾问，大赛组委会、评委会主任一职，则公推时任国际笔会上海中心会长的柯灵担任。一年间收到的近万篇参赛稿件，除来自中国大陆外，遍及五大洲与港澳台地区的华人、华侨、华裔。赛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作品之多，影响之大，在世界华文文坛实属少见。为做好评选工作，1994年4月中旬，应春兰公司邀请，组委会、评委会在泰州开会，柯灵先生为尽主任之责，不顾高龄，在夫人陈国容先生“保驾”下，也欣然前往。第一天全天开会，柯老一直坚持参加，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也讲了自己的意见。当时社会上的征文评选，最后一般都只是公布一下入选名单，柯老认为这样做不够，我们每位评委对自己认可的作品，不能只是简单画圈了事，而应写出简短的评语，一是以示负责，二是有助于读者阅读了解。随后，柯老带头这样做了。他的评语言简意赅，文采斐然，如对《握手》一文的评价：“极左时代的政治笑话，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婉而多讽，谑而不虐。”对《新式扑克游戏》一文的评语：“设想新奇，讽刺辛辣，活画出一幅生动的当代世相图。”在公布获奖作品的同时，也披露了评委们的这些评语，受到读者的称赞。
第二天下午瞻仰梅兰芳纪念馆。梅是泰州人。这位杰出的京剧大师，也是位杰出的爱国者。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表现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柯灵于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曾登门拜访闭门谢客、隐居八年之久的梅兰芳。当时他俩相谈甚欢。梅兰芳感叹自己“憋了八年”，作了很大的牺牲。柯灵说：“梅先生的牺牲替中国人民争了光，替戏剧界争了很大的面子，值得我们用庄严的笔墨来记述的。”柯灵所以在当时就能这样高度评价梅兰芳，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志士、爱国志士。在国土沦陷的上海，他一直在苦斗着，苦战着，以至坐过日本人的监牢。这天，他在梅兰芳生平陈列室内反复盘桓，随后又来到放映厅，重温了梅兰芳主演的《贵妃醉酒》等影片。抚今思昔，感慨良多，他语重心长地对纪念馆人员说：梅兰芳是中国人的骄傲，要认真管好这个纪念馆。
回上海后，为了配合这次评选，让较多的读者对微型小说这一刚从短篇小说中分离出来，另立门户成为一个独立文学品种的文体有所认识，微型小说学会几位同志商量，想请柯老写篇文章。经过电话约定，我和徐如麒同志来到柯老家。陈国容先生热情引座、赐茶。柯老正在里间写作，听到我们来了，笑呵呵地走到客厅，因重听戴上助听器，与我们交谈。谈到文章事，他谦虚地说，他对微型小说缺乏研究，难以写出什么东西。然而，经过我们一“磨” 再“磨”，他最后表示，请我们送点材料，看看以后再定。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得到柯老的肯定答复，但他那种对写作的认真严肃态度，深深感染着我们。
大约十天以后，我们再去拜访他。还是国容先生开门，引座，赐茶。柯老也仍是在内间伏案写作，家中没有其他人，老夫妻俩相互扶持，过着淡泊清贫的笔耕生活。柯老对我说：“你们送来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八百多页，我看了，其中有创作，有理论，有详尽的资料，洋洋洒洒，使我很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感。你写的‘序’似乎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我想不出什么新意见。” 陈国容先生插话道：“季琳（柯灵本名高季琳）这些天放下手中的事，为写微型小说的文章在读，在想，也写过几个开头，都不满意，被他撕掉了。”我们说，柯老一定能为微型小说写出精彩的文字，我们等待着。
后来，柯灵写出了题为“小说行中最少年”的文章，对微型小说的渊源、历史、特征以及在当代流行的原因，多有独创性的分析。虽系理论文章，经他那特有的清丽典雅、生动的笔触加以点染，也成为一篇美文，读来赏心悦目。如他分析微型小说要“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深处见精神，巧处见功夫”时，写道：“关节处一着棋活，妙手成春，结穴处临去秋波那一转，令人低徊不尽。对浩淼无边的人间诸相，如豹窥一斑，鼎尝一脔，弱水三千，取一勺而知深浅。这样才能显示微型小说的独特个性，如玉树临风，不同于它那些老成持重的兄长。”这篇文章在《小说界》杂志发表后，陆续被海内外许多家报刊转载。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微型小说作为小说家族中的独立一支，已经初步长成，柯老的《小说行中最少年》一文，已成为微型小说发展史中一篇带经典性的文字。此文的篇幅像微型小说一样微小，仅二千余字，人们从中同样可看到柯灵那闪光灵动的才气，和他那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
我所以说“同样可以看到”，是因为我曾经多次看到过。1990年，我们出版社启动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辑的编纂工作，其中散文卷请柯灵作序。这辑《大系》所收作品的时限为1937年7月至1949年10月，即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柯老是过来人，对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大多接触过，然而，他并没有凭这点“资本”就动手，而是首先认真阅读了散文卷所收的180家的365篇、计120万字的作品。随后又拓开去，查阅了当年六十多种散文集，以期对散文创作整体情况有进一步了解，之后才开始动笔。初稿写成后，“冷处理”了一段时间，想想不满意，便毅然推倒重来。为此，他又重点研读了何其芳、钱锺书、梁实秋以及周作人等人的散文集，并参考了有关文学史的著作，终以深沉的历史眼光与当代的审美意识，创作了一篇见解不凡而又情文并茂的序文。文中既有宏观论述，也有微观分析，对主要作家作品还有几句简要的点评，如说冰心“典雅清婉的文风，溶入流畅严实”，丰子恺“并不标榜性灵，但明心见性，字字掬自肺腑”，巴金“热情如火，笔致如大江奔流”，茅盾“长于诠析，理胜于情”，等等，看似信笔挥洒，佳评天成，实际上是反复推敲，千锤百炼。此文仅八千余字，倘若敷衍塞责，粗制滥造，以柯灵之才，几天时间就够了，可他却为它花去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其间放弃了三次外出开会和考察的机会。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使这篇“序”得以成为精品佳作，赢得了海内外的普遍好评。
1992年初，我们筹划出版《柯灵六十年文选》，书稿由柯老亲自编选。当时柯老已83岁高龄，责任编辑陈先法同志开始担心柯老是否有精力和时间去完成这一颇为浩瀚而又繁琐的编选工作，可是几个月后，柯老就将几只大信袋装着的稿子交给陈先法。所有的稿子都整理得清清楚楚，整整齐齐，前面附有一张长长的目录，每袋为一卷。打开来看，每篇稿子的角上又用红笔写着次序号码，井井有条，丝毫不乱。他为编辑的工作准备了最好的基础，陈先法感动极了。他感受到的，不仅是柯老的不拒小事，认真踏实的工作精神，更是柯老的处处关怀他人，为他人设想的人格胸怀。凡与柯老相识相交的编辑，都庆幸自己结识了一位文品与人品相得益彰的文坛前辈。
说到“人品”，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柯灵多年前就在酝酿创作《上海一百年》长篇小说，但因零星求稿者不断，致使他的长篇写写停停。为了减少外界对他的干扰，我们出版社曾想为他安排一个僻静的写作地方，但他觉得自己能解决，就不麻烦出版社。我们知道他经济条件并不好，长篇上手后别的东西就会写得少，影响他的收入，因而于1991年上半年，为《上海一百年》开了一点预支稿费，由责任编辑李济生先生送去。他却婉拒了，说：“我感谢出版社的关心，但我的书稿还未写出，能不能写好还难说，这个钱现在不能拿。”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在当时受到“一切向钱看”的歪风污染的文坛，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我曾在上海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宣扬了这件事，与会者对柯老的风范纷纷表示赞赏与感佩。
1994年，我社策划了一套高质量、高规格的《当代文坛大家文库》，入选这套文库的作家要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文坛大家；创作经历七十年以上；依然健在。就是说，要是大作家、老作家、活着的作家。梳理当时的中国文坛，完全吻合这三项条件的，只有冰心、夏衍、巴金、施蛰存和柯灵5人，其中87岁的柯灵年龄最小。柯灵还是亲自动手，以他的《六十年文选》为基础，作了必要的增删，补上了九十年代写的文字，扩充为“七十年文选”共230篇，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写于1926年9月1日，最晚的一篇写于1995年7月4日，写于1994年3月的《小说行中最少年》一文也收入此书。内中散文和杂文占大多数。
柯灵说： “我以杂文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无论是愤怒还是忧郁，都紧紧联系着民族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柯灵的文字，古朴典雅，清丽生动，读它是一种美的享受；同时它又意蕴深厚，充满正气，读它也是一种思想的激励。
柯灵自谦他“无力指点江山”，但“也不至贻误苍生，却可以勉力做到俯仰无愧，内心安适”。实际上，“文品”与 “人品”完美结合、相得益彰的柯老，大有益于“苍生”，以他的美文净化着人生，也洗涤着“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