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昌府书庄林立，古城书香延绵二百年

提到古城的书，海源阁自不必说，20余万册的古籍秘藏使之声名远扬并铭刻青史。而古城内书香曾经延绵200多年，东昌府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甚至与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齐名。

清末俚曲《逛东昌》中有如此唱词：“书铺开了几十处，刻版印书销四方。四大家名声通四海，贸易远达黑龙江。首屈一指书业德，宝兴、有益、善成堂……书店事业冠全省，各地书贩奔东昌。”这正是对清代图书印刷发行状况的真实描述。

书铺开了几十处

笔者统计，《聊城市志》、《聊城商业志》、《聊城文史资料》、《聊城地方史志》等书籍的相关记载中，仅见清代到民国年间的二十多家书庄字号。而通过广泛搜集，目前可知、且有实物图片证明的书庄字号已达60余家。但这仍然不是全部，东昌府书庄林立的盛况曾经将古城变成了“书城”。

东昌刻书业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康熙年间已有多家书庄作坊。到了乾隆年间，书业逐渐繁荣起来。从东昌府书庄遗留下来的乾隆年间少量雕版古籍来看，东郡二酉堂刻印过《应制体诗-幽风月令》、《唐诗灵通解初集》，东郡锦文堂刻印过《新镌对联锦囊》，文英堂刻印过《今诗合刻试律浅说易知集》，崇文堂刻印过《崇文字汇》，三友堂刻印过《增补四书左国辑要》等。

嘉庆、道光年间，东昌书业达到了鼎盛阶段。从存世图书看，嘉庆年间，聚文堂刻有《详校古文释义》，书业堂出过《周礼节训》，敬文堂出过《诗韵题解辨同合刻》，锦文堂出过《对联精选》等。道光年间，出书更多，如文蔚堂刻本《紫阳易经》，文筠堂版本《时艺阶》，书业成印有《周礼精华》、《古文释义新编》，叶氏书林有《墨谱》、《制艺简摩集》，宝书堂刻本《铜板五方元音大全》，经余堂出过《诗经体注图考大全》、《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等。

咸丰、同治年间，受漕运一度停止的影响，运河漕运开始衰微，书业受到影响，销量锐减，印书相应减少。在东昌府做生意的黄金阶段此时已经过去，但是东昌府的很多书庄依然顽强生存下来。到了光绪年间，书业复兴，东昌重现书庄林立、竞相刻书的盛景。这时，以出版量大而名冠全国的善成堂，以书籍刻印精美绝伦闻名于世的书业德，凭借享誉全国的良好声誉雄居于东昌府书庄市场的龙头地位。宝兴堂、有益堂、文英堂、崇文堂等大中型书庄同时出版了大量图书，销往大江南北。这时期的中小型书庄也竞相刻书印书，如万育堂出过《增补寿世保元》、《小儿推拿广意》，书宝堂出过《九章算法》、《医林改错》，诚善堂出过《大圆觉真经》、《李翠莲转皇宫》，金善堂出过《论语》、《孙膑上寿》、《对联大全》，鲍乾元出过《四书五经音韵》等，民国初年的际云堂出过《增补二论典故最豁集》、岳恒德书局出过《带音山西杂字》等。三合堂的唱本更是品种多样，标新立异，如《纱灯记》、《新刻白绫记》、《响马三全镇》等。

坊刻印书冠江北

古城印书售书的兴旺阶段从康乾盛世到民国初期，足有二三百年之久。那时，楼东大街两侧尤其是东口到东门口之间，四大书庄(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乃至六大书庄(四大书庄加上文英堂、敬文堂)都集中在这里，其间夹杂着一些中小型书庄如聚锦堂、文奎堂、书宝堂、锦文堂等。东门瓮城内外并延伸到东关大街两侧，也有许多家中小型书庄，如万兴成、福成堂、义成堂等。每天有骡马大车、手推小车往码头或货栈运送打包的书籍，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色。

东昌府书业在北方乃至全国都有较大影响。将聊城与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相比，官刻、家刻不如它们，图书零售量不如它们，书店家数不如它们多。但是，东昌书庄立足于刻书印书，发挥运河通航优势，将图书大量批发给南北书商，使东昌府图书广销天下。

查阅史料得知，北京最大的图书市场琉璃厂有120多家书店，仅有三分之一书店有刻书记录，刻书最多的书店仅刻书数十种(善成堂分店刻书40余种)。而聊城地方史料记载，四大书庄各有书版数百种，有的甚至上千种，三合堂刻印过二百多种唱本，这么大的出版量是北方任何城市无法比拟的。因此可以断言，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图书贸易中心，而东昌府是北方最大的坊刻印书中心。

东昌府刻书印书的历史地位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中说:“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中国古籍版本学》(曹之著)指出北京琉璃厂的坊刻比较发达、江浙地区的南京为江南一大刻书中心，又说，“另外，东昌刻书也比较发达”，并引用了《老残游记》中的相关描述。

二十世纪是东昌古城书香逐步消亡的时期。民国年间，土匪的扰城，日寇的侵占，都破坏了书业的正常经营。到了土改时期，书业德、有益堂等书庄库存的书版被分给了居民当作烧火做饭的劈材。及至破四旧的年代，文人们家存的古书也不得不拿出付之一炬。于是，古城浓浓的书香烟消云散了。如今古城改造建成的七贤祠，待建的启文书院等文化景点，以及众多的博物馆，将复现古城历史文化，相信书香会重新萦绕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