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只有忠于这个世界,我们才有所谓的真知

2020-12-07
来源:凤凰文化

由贾樟柯艺术中心发起创办的吕梁文学季, 5月9日至16日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行。8天时间内,吕梁文学季围绕主题“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举办了包括大家演讲、学术对话、莫言研讨会、校园日、电影交流放映、朗读会、写作工作坊等在内的四十余场活动。

5月15日,吕梁文学季创始人、著名导演贾樟柯在吕梁学院发表了题为“穿越乡村的时间”的演讲。凤凰网文化将演讲内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飨读者。文章未经演讲者确认,请勿私自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吕梁文学季文学总监欧阳江河。

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吕梁学院的一员,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吕梁学院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见面。我是咱们汾阳人,地地道道的吕梁人。这一次吕梁文学季在汾阳和碛口两地举行,我们觉得,吕梁学院是吕梁唯一的一个高校,一定要有一场活动放在吕梁学院。

其实可以有很多选择,来了40多位作家,包括余华老师、莫言老师、苏童老师,但是为什么决定派我来吕梁学院呢?策划团队觉得我是吕梁走出来的,可能我的成长经历、阅读经历、拍电影的经历,跟这个土地有很密切的关联,可能跟大家成长的背景更加贴近,所以今年第一届就让我来,我也欣然领命。我们的文学总监是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我觉得他的安排是非常好的,我也有很多话想跟吕梁的子弟讲。

在筹备文学季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首先就是在吕梁,有没有条件来做文学活动?这个条件不是指硬件和交通的条件,因为你看现在咱们高速公路也很发达,住宿条件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这个条件指的是文学的条件,就是读者的条件。当时我完全是怀着一个对于故乡的记忆来决策的,我21岁离开吕梁,在21年的生活里面,文学一直伴随着我,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在那个年代,文学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愉悦来源。同时,也是在老家,我写下了我的第一行诗,写出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在那个年代,80年代、90年代,有像我这样的有文学需求和冲动的年轻人,我相信今天,一定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与文学相伴。

另外一方面,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吕梁其实有一个“吕梁作家群”。这个“吕梁作家群”一开始我以为只有20、30个人,因为咱们是一个市县区,每个县3、4个写作者,那就是40、50个人。但我错了。我看到作家群里的数字是将近500人,而且这500个作者还在写作,还在发表文章,还有这样一个频繁的文学生活。让我觉得,这是要办吕梁文学季最重要的土壤和条件。

文学是什么?我觉得文学它首先是每个人心事的表达。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家庭、居住的村庄、街道,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包括我们自身的生命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会遇到非常多的难忘的时刻。它会让我们有某种心情、某种心事,文学就是这种心情的一个出口,它记录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特别是激励过心灵的那些经历。我们吕梁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是一个感情充沛的地方,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13个区县市的区域里面会集中这么多的作家。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都是我们的起点。

我今天主要是从事电影工作,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呢?有的人说,电影是不是都是小说,改编的小说。电影史上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吴天明导演的《老井》,都是根据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是一个叙事的艺术,它有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塑造,和文学是相通的。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不是直接地去改编这些作品,而是即使你从事的是绘画工作、音乐工作,或者即使你从事的是电影工作,你的思维方法,其实它是文学性的方法。

文学首先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和能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充沛的阅读和频繁的写作,会提升我们思考的能力、思维的能力,不同的只是未来终端的出口不一样。电影,比如我们想要写一段故事,或者我们想拍某一种人,在酝酿的过程中,这个思维、思考的方法和文学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8年拍我的第一个作品《小武》时,我就想拍一种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在转变,社会在转型,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来,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身处改变中的人们,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人。就好像鲁迅先生去写阿Q,或者去写孔乙己一样,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对于我来说,在我生活的时代,我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人物,我想写一个在县城里面无所事事的人,他可能从事一个古老的职业,而这个职业在变革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一开始我想拍一个裁缝,或者拍一个厨师,大家知道裁缝也好、厨师也好,自古都有人吃饭穿衣。后来我拍了一个小偷,因为小偷有很多道德的负担,同时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会经历什么?整个构思的过程,其实它都是一个文学性的思维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阅读跟写作来说,文学并不一定是指向文学的,文学它是指向一切的,它是我们人的一个光辉,我们人只有在能够表达自己、理解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处境讲述清楚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尊贵、人的那种光辉,才能够发射出来。

我本人跟在座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的阅读来自童年。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是汾阳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他有一个特点,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小时候家里面不是那么富有,但书架上会有一些书,大部分是古典文学,唐诗、宋词、红楼梦、水浒传。我父亲是一个当时的“现代人”,在我小时候,还不识字,他就开始教我背唐诗。

很小的时候,你是不理解这种诗意的,背会了它之后,它作为音节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面。但是我记得我在上小学时,4、5年级的某一天,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我父亲正值壮年,我想,父亲那天一定是因为某个工作上的事情,或者家庭里的事情,可能心情不是很愉悦。那个时候汾阳的城墙还残留着很大一截,就在西门外,站在城墙上,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那天我父亲带着我爬了城墙,他平时话还挺多的,但那天父亲很沉默,他的沉默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一言不发。坐在那个城墙上,看太阳朝西边慢慢的往下降,我突然理解了那首诗,为什么要“驱车登古原”,我理解了我父亲。这就是阅读。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你自己读过的东西产生共鸣,不是在阅读的那一刹那,而有可能在很久以后。有一种文字,那些文字的创造者,那些作家精炼的文字,会告诉我们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理解我们自己正在经历什么样的情感波动。那一句唐诗,让我在一个小孩子的内心,感受到不一样的情感,而这个情感它具有一种陌生化的感觉,所谓诗意,就在这样一个陌生化里就产生了。

汽车站的声音是我小时候最迷恋的,因为它会有高音喇叭,那条运输线是从太原到军部的公路——那个年代唯一一条通往黄河的公路,非常繁忙。汾阳汽车站的客运非常密集,站在城墙上,或者说我们在县城里面,经常能听到广播的声音:开往吴城、大武、军渡、佳县(音)方向的几号班车马上要发车了,那个声音对我成长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地名对我来说,意味着远方。多年之后,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临县人,他是以前《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他也写小说。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他小的时候,他妈妈鼓励他说:孩子你好好学习,这一学期你要考好了,妈妈带你去大城市汾阳看一看。我们就在笑,其实跟这个故事一样,我那个时候听到这些地名,我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去远方,远方对我来说就是吴城、大武、军渡(音),这就是我心里面的远方。那个声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一直想描述那种声音,我一直描述不出来。

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看沈从文先生的短篇小说——《连长》,里面讲驻扎在山寨里面的军人,每天去一个女人家里面闲坐,黄昏时分,远处军营里面的军号吹起来,吹起来之后,在风里面,军号的声音像被撕碎的棉絮,那些棉絮一片一片地、断断续续地飘过来,我觉得这个词语太准确了,这不就是我当时听长途汽车站报站名声音的感觉吗?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心情,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文学会让我们把这种心情跟心事记录下来。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事件的记忆,也不一定是对一个人全方位立体的认识跟理解,它甚至就是这样一个无法言说的,我们没有文学能力的人能感受到,但是表达不出来的这样一种诗意的时刻,诗意的片刻,所以我觉得在文学里面,我一直分享到的是,我自己的情感,我自己的情绪,怎么样遭遇到别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并且产生这样的一种共鸣,它反过来会帮助我理解自我。

早期的这种阅读一直持续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小说,大家知道,80年代是一个小说非常繁盛的年代,那个时候娱乐很少,除了看电影,可能就是打打台球,就没有别的娱乐了。文学就是那个年代的娱乐。当下,文字阅读或说整个文学是被妖魔化的。大家一说读小说、读书就觉得好累,好像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这个我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阅读一直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阅读跟打游戏或者打一场篮球,那种愉悦感是没有区别的。而整个吕梁文学季,我们的创办就是希望通过作家跟读者的近距离交流,通过线上、线下立体的活动,让更多的作者能够开始阅读。我觉得只要翻开几页纸读下去、读进去,你就进入到无限宽阔的世界。我们讲,每读一本书就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每读一本书都是跟一个伟大的头脑在交流。你会进入到一个特别多朋友的环境里面,进行精神上的交往。阅读,可能对于生活条件欠发达的地方就越重要,说直白一点,就是穷人家的孩子越需要阅读,当然每一个人都需要阅读。

拿我举例子。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对于社会、对于人的辨识能力是有限的。简单用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没有反思精神、没有思考能力。我觉得,我的转变是由一篇小说开始的,我在初中的时候读到了路遥先生的《人生》。说实话,当时小说里的世界,对一个初中生来说,有点遥远,但是小说就在同学里面传,这是那个年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书它是有一种交通渠道的。虽然我们的学校没有图书馆,但是你会发现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书在手里面流通。

前天余华老师在讲阅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经验。他说他经常会过手没头没尾的书,已经翻烂了、开头的几页已经丢了、后面的几页也丢了。他说丢了前面几页没关系,因为故事随时可以进入,没有后面几页很痛苦,因为一直在想结尾是什么?他开玩笑说,因为丢了后面的几页,培养了他作家的想象力。

《人生》写的是陕北,和我们吕梁隔河相望,社会环境非常相似。男主角是山村里面的年轻人,非常有才华,后来到晋城借调,从事喜欢的文字工作,却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他最后还得回到农村。他为什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呢?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一个班的定员是45个同学,但是我们班差不多有60、70个同学,多出来的同学是哪里来的?都是村子里来借读的同学,这些借读的同学,他们来自农村。我本人是县城的,还是吃公粮的,他们都是从农村来的。那么小的孩子,最贪玩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地刻苦、非常地努力,可以说头悬梁、锥刺股,到下午下课,点一个油灯,或者点一个蜡烛,就在那里自习。一开始我对他们的刻苦特别不屑。觉得在外面踢足球多好玩、去看录像多好玩,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去学?但是看完《人生》之后,我明白一个道理,在那个年代,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特别是通过读书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我们一出生就是城市户口,有的同学一出生就是农民,中间就是户籍制度。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合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通过小说,它让我理解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习以为常的事物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东西。如果说社会上所存在的不足或不合理,而这些事情没有办法改变,文学艺术家就是具有超前观察能力和超前感受能力的一群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我们需要得到我们自己的消息。古人讲“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往往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了解一切,这是不一定的。往往我们身在其中,反而无法从一个系统性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写作有这样的能力,聆听他们的声音,恰恰是在聆听我们自己的消息,我觉得这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一个人的作用。

文学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如果说路遥的《人生》带给我一种反思的能力,不同人的诗歌,带给我一个多角度观察事物的能力。今年吕梁文学季的主题叫“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为什么会起这个题目?因为正当其时,整个国家目前都在进行城市化,千万级的人口,城市越来越大,农村人口流失很严重。从乡村出发的写作,这个乡村的概念,其实是针对于城市而言的。比如我们讲到乡土文学,过去在民国年间或在古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因为整个中国就是一个乡村,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乡村。就像在贝多芬的那个时代,“世界是一个田园”无所谓城市和乡村。而近代工业化以后,城市一直在发展。

在吕梁文学季开幕的大家演讲中,格非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他们那一代人的早期经验里,城市是一个陌生的经验,很不习惯城市,很不熟悉城市。那么到了今天,乡村是很一个陌生的经验,很不了解乡村,很不关注乡村,乡村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建构中国人传统伦理的所在,我们的伦理、人际关系、生活习惯,所有的一切它带有乡村的记忆。

我举一个例子,我非常喜欢旅行,旅途中更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件行李的话,每个人都有一件什么样的行李呢?这个行李里装的是乡村,装的是故乡,乡村和故乡是可以携带的,因为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乡村,但是它更可能是心理意义、精神意义上的乡村。每一代人往上看2、3代人,都是村里人,所以这种血液里的影响,带给我们观念、为人处世的方法,形成我们个体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距离,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从乡村出发不仅仅是在讲乡村,而是由这个乡村为原点扩散出来的整个的精神环境。

同样是乡村经验,我父亲是老师,我母亲是商场的售货员,我们家是没有土地的,但是我的姨妈、我的舅舅、我母亲那一边都是村里的农民。到麦收的时候,亲戚朋友都会去支援割麦子。记得我第一次割麦子就崩溃掉了。去了田间地头,我的表哥就给了我一把镰刀,然后指着一望无际很漂亮金黄的麦浪,就是诗歌里面以及歌剧里面经常歌颂的金色,他说:“这一片属于你,你要把它割掉。”(我)一下子就昏倒了,真的是挥汗如雨,非常绝望。因为割了很长时间,一抬头只是一个小角,面对你的还是一片金黄色。所以金黄色太充裕,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体验里,我们能够读到不同的关于劳动的诗歌。我曾经读到过欧阳江河的一首诗,是写工人的,他说:“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们过去小时候有一句话,农民是在做什么?是在修理地球,这是多绝望的一个词,修理,里面是一个地球,所以它说,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们在过去听习惯了对劳动的讴歌,但是你第一次对劳动本身的这种体肤之痛,有这样清晰的描述,对我是非常打动的。到后来,我又看到于坚的一首诗,于坚说:“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我觉得也对,人的这种劳作生生不息,他站在地平线上去耕作的时候,我们是高于地平线的,它让我们显得高大,同样是对劳动,我觉得这两首诗都写得非常准确,因为它是事物的一面两体。

通过这样一个关于劳动的诗歌,让我形成了一种多角度的习惯,任何一件事情有它的阴面、阳面,同样对劳动,你可以去讴歌它,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类生活的基本活动,你也可以去写它的疲惫,因为它确实消耗了我们的精力,我们所讲的农业革命,就是将人困在土地上。过去的人可能自由,我最近看了一个,我觉得是用科幻的手法写的对历史的猜想,说夏朝是没有文字记载的,问夏朝是哪儿?有一种猜想是夏朝是巴基斯坦,有一种猜想是夏朝是在埃及,它是通过人的移动过来的。因为那个年代,人没有固定在土地上,还没有农业革命,这一块地还不是属于你,所谓的时间,就是这样被约束的。因为你有了土地,你要春天种,秋天收。春天种,第二年麦苗返新在收,这些都是你要靠时间,你不能离开的,你要等待收获,所以人都被固定在土地上了。过去人都是移动的,非洲人走着走着,走到中国来,都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多角度的,它会阅读,它其实是不矛盾的,有的人说它是不是很矛盾?其实它不矛盾,它是自然存在的同样是劳动,我觉得可以这么写,我觉得也可以那么写。但是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我觉得我可以多角度的去理解事物,它教会我认识事物的时候,不是停留在一个面,不是停留在一个点,也就是说它让我们不固执,我们一直在讲视野,一直在讲宽阔的视野,这个视野是怎么来的?所谓的视野,就是不固定在一个固执的执念里面,去认为自己的观念就是世界的法则。不认为自己所理解的世界、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全部的世界。

余华有一篇小说叫《现实一种》,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好,现实的一种,我们每个人只身处某一种现实。但是我们读了于坚的诗再读欧阳江河的诗,或者说读了欧阳江河的诗再读于坚的诗,我们就知道现实它不止一种,我们了解的仅仅只是一种,但是它不止一种,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同样一个事物。

我刚才讲,我在老家写下了第一行诗,而且写作也是很轻松的事情,读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不是单位领导逼你写材料,抽了两包烟写不出来,那是考验你的写作能力。文学创作它是文学能力,是一种文学的畅快,一种文学的自由。

我应该是在高一的时候,汾阳很奇怪,一到夏天下午2、3点,有时候会下雨,下几分钟就停了,天就放晴了,太阳就出来了。有一场雨后,孩子淘气,我们汾阳中学旁边是汾阳县教育局,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就跑到教育局,爬到楼顶去了,楼顶上有一本朦胧诗选,可能是被人落下的书,被雨刚打湿。那是我第一次读朦胧诗,我打开那本朦胧诗选之后,就被里面的诗句所吸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包括顾城的、舒婷的,早期的朦胧诗诗人的作品都在里面。朦胧诗的得名,就是因为公众看不懂,对于一个高一的学生来说,也看不懂,但是就觉得特别美,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没有直白的一个道理告诉你,它带给我丰富的联想,然后我那时候就变成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新诗的爱好者。我觉得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那时候已经是少年了。

对于一个成长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它让我开始对不确定性感兴趣,对“一言难尽”感兴趣。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当你无法描述的时候,可能你描述它的无法描述,本身就已经接近这个事物的状态。过去的这个教育里面,总是黑白分明,总是一清二楚,中学读语文都要划分段落,都要总结中心思想,朦胧诗是很难这样去处理的,但是它写出了当下的一个感受,新诗的产生就是因为生活变化了,生活变化需要新的语言去描写出来,这样就有了新诗。所以读完这些诗之后,有一天我们上课,结果老师没有来,当时是外面刮很大的风,我们班一共20、30个男生,男孩子就聚在一起聊天,聊天我们就说我们成立一个诗社吧,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叫“沙派”的诗社,因为当时外面在刮沙尘暴,男子汉觉得风沙是很浪漫、也很硬的东西,就开始写诗,每个人趴在那儿写了20多首诗,就充沛地想要表达的愿望,而且我们20多个写诗的同学里面,大部分没有谈过恋爱,但是那些诗里面大部分是情诗,可见那个年纪对爱情的憧憬有多强烈,所以诗也是我们想象的生活的一种可能性。

写完这些诗之后我们就要真正的持续写克拉版,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印机,我们是用那种蜡纸,拿一个铁笔,就是跟钢笔一样,前面是一个铁的尖,刻在蜡纸上又印,印出来之后装订,装订好之后发现参差不齐,又跑到汾阳的北大照相馆,它有那种裁照相边的刀,我们一本一本切好,我们那本诗集大概印数是60、70本,同学每人一本发下去,我们用这种方法出了2本诗集,我觉得那些诗歌的质量一塌糊涂,连一句诗都记不住了,但是它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对于写作来说,对于创作来说,我们的起步并不是指向于发布的,可能是指向于我们一种生理的需要。也就是那样的一种写作的冲动,它是一种生理需要。当我们一吐为快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它是一种释放,所以写作是很愉悦、很轻松的事情。

因为高中写了这么多歪诗,我的数学就特别差,物理也很差,所以我后来选择上了文科,上了文科之后,还是经常偷偷看小说写诗,所以就叫做偏科发展,结果高考就没有考上,高考没有考上之后,我读了另一本书,我觉得那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那一个年代还没有去过太原,所以长途汽车站高音喇叭里面的大武、方山、柳林、临县,这些地名对我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远方。我高考结束之后,就一个人离开家,坐了一个长途汽车,就在我们汾阳汽车站,我坐在车里面看汾阳县城在移动,逐渐的远离,熟悉的人一闪而过,逐渐地变成田野,向西而行。就是自汾阳而上,向吕梁而去,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过程,这个旅程给非常大的一种开阔。

很显然,我知道我考不上大学,考完我自己都没有去估分,我都没有去估分,我志愿填的是好大学,第一志愿北京大学,第二志愿什么什么大学,我填的全部都是好大学。我父亲很开心,说我儿子很有理想,其实我知道,我填什么都考不上,就还不如填一个北京大学。我跟着人家演出旅行过,我父亲也会带我去太原去旅行,一个人怎么去学会买票,没有人提醒你你要看着每一站别坐过了。结果我们坐的那个长途汽车它没有站,随时招手随时就停,我觉得读书是通过文字来理解世界的话,这种行走是我们亲自用身体去触碰这个世界,走着走着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上来一对母子,他们就坐在车的机器盖的那个地方,车就继续往前面开,开着开着突然那个孩子就感觉有一点智障,那个孩子说“我要喝健力宝,我要喝健力宝。”然后他妈就说:“我给你拿健力宝”,他们的声音足以让整个车厢听到,然后就把健力宝打开,打开之后,旁边就有一个大叔说你中奖了。打开瓶盖中奖了,然后那个老太太就不知道怎么中奖,讨论半天,旁边一个人说,我给你50块钱,你卖给我。然后另外一个人说100,然后有人花很高的价钱把健力宝罐买了。当他交易成功之后,突然那个有点傻的孩子,就是喝健力宝的那个人突然就变正常了,说:“停”,然后那个车就停了,你发现一帮人就下去了。你会发现,最后买健力宝的那个人开始号啕大哭,因为他中圈套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旅途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骗局。

车再往前行,我们就到了一个大镇,那个时候不是高速公路,是国道,旁边都是住宅,就会看到上来一个怀孕的父女,很安静,家里人搀着她,然后捂着肚子坐在前面,车往前走,大概开到临县就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了,一个孩子要出生了,这个母亲是在迎接他的新生儿。我顿时觉得非常圣洁,车又在往前开,可能会上来一堆人,他们都带着黑纱,可能他们参加某一个亲戚的葬礼,他们要回去自己住的地方,这一路上就像一个电影一样,一个人物出场在退场,另外一个人物出场再退场。我们都在一辆行驶的车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感觉到某种开阔。这种开阔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意识到存在它者,存在它人,这些它者和它人你都不跟他说一句话,但是这些它者和它人是和自己有关的,至少我们是在同一辆车上,我们是在往同一个方向驶去。

当你内心深处融入到这样一种人群里面,你认为你是人群里面的一个,你又能够观察到存在一个东西叫人群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种相对的开阔,而阅读本身,写作本身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多少年之后,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散文,这个散文叫做《高考之后,放虎归山》。前天我还在碛口朗诵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因为这是我至关重要的旅程,也可以说,这个旅程的本身就是我电影的事件。因为多少年之后,我可以拍电影,有能力拍电影,用电影的方法去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管写什么样的故事,我都在写那一辆开往吕梁的长途汽车,我电影中的人物他会换,就像窗口的这个位置可能一会儿是一个孕妇坐在那儿,一会儿是一个奔丧的人坐在这儿,一会儿是一个上学的少年坐在那儿,具体的人在变,但是那个车厢,我始终坐在那个车厢里面,它是我离不开的一种归属,离不开的一种精神世界,就是它成为我。

我这才讲到高中,不好意思。那就留着下集讲大学,我接着讲,还没有讲完。我觉得写作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所谓忠于自己的世界。忠于自己的世界很重要,因为忠于自己的世界意味着它是忠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身环境,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这个世界,不一定说像我一样,我出生在山西吕梁汾阳,我一直在拍山西,拍吕梁的故事就是忠于自己的世界。而是说你真的感兴趣什么?你在意什么样的人?如果你的精神世界里面,都是苏格拉底,都是尼采这样的人,这就是你的精神世界,你要忠于你的世界。如果你的世界是土地上的这样一些人,你要忠于这个世界。我觉得只有忠于这个世界,我们才有所谓的真知。

我们讲真知灼见,真知是怎么来的?真知是来自于真实的自我,所以整个阅读的过程也好、写作的过程也好,我觉得它是形成一个真实的、结实的自我的一个过程,只有一个坚强的自我,只有一个清晰的自我,今天所讲的迷失、浮躁,这些时代的症候,可能只有通过形成一个清晰的、坚强的自我,你才能够抵御它,因为你知道了你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我在读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自我形成的阶段,因为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看电影一下子变得非常丰富,电影史上所有精彩的电影同时,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自己早期写的剧本,大部分是类型电影,所谓的类型电影我写过武侠片、写过警匪片,写过离奇古怪的故事,不是说这些故事不好。

你总会觉得拍电影,那个年代的电影,银幕世界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你天然地觉得要塑造、要写这样的世界才是电影。但是1997年的春节,我回了汾阳,那一年汾阳从县升到了县级市,变成了汾阳市,相对应的经济开始发展,主街道突然就拆掉了,整个世事变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之后我就写了一个剧本叫做《小武》,所以那个时代对我来说我不吐不快的的是,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带给所有人生活影响的时刻,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心思再写古代了?我筹备一个古装片《在清朝》已经有10年时间,我没有拍。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当下的感受更重要,往往你内心真正有故事的时候,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说得严重一点,那才是性命攸关的事情,我们要先把性命攸关的这些事情讲出来,才能够让我们自我得到一种解放。

同样是阅读和写作,我觉得也带有一个区域对我们塑造的观察。我自己最近几年,在阅读里面,除了文学阅读之外,也开始大量的看地方志,我家里面有汾阳县志,还有汾阳出的县志通讯,因为它会带给我对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解。比如说,在过去我第一次知道洗衣机,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纪录片叫《祖国风貌》,介绍上海生产出来的洗衣机,我觉得那绝对是一个天外来物,这个衣服不是我妈每天用搓衣板在洗吗?怎么还会有一个机器能帮助把衣服洗出来。我一直觉得洗衣机是80年代的产物,但是我看汾阳县志的时候,汾阳第一代洗衣机是1921年有的,是汾阳医院从美国买回来的。那么它就让我去了解这一段历史,包括我读的中学,汾阳中学它是怎么来的?它跟赔款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些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阅读自我,就包括阅读地方志,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土地发生过什么非常重要。

最后我想要讲一个我父亲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我变成一个表达者很重要的一个家庭原因。我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才子,在我生长过程中,我们汾阳县,只要是我见过的人,跟我说过话的人,他都会有一句话:“你父亲特别有才。”我父亲写作特别厉害,但是我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写日记,我非常渴望了解那个日记,但是那个日记被我父亲烧掉了。大家都理解原因,他变成了一个不写作的人,因为害怕,所以变成了一个不愿意把文字留给这个世界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让我们觉得写作有多重要,对我来说,我只能猜想我父亲的经历、我父亲的精神,没有文字,我不知道他具体经历了什么?小到一个个体的家庭,大到一个国家, 1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中国,我们经历了什么?它是需要文学的,它是需要文学在,可能我们会留下一本历史书,这本历史书会写很多数据,比如我们写吕梁的GDP,2018年发展到了全省第几排列前茅,它是一个数字,可我们无法感受这个时代,但是文学不一样,电影不一样,它是细节,它是真实的细节,它是个案,它是个体的经验。只有这些,它才能够让我们理解,我们经历过什么?为什么我说,我们经历过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所谓的记忆,就是我们的根。一个没有记忆的,一个写不出我们心情的民族,是没有根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无论在如何极端的环境里面,都有顽强的写作,都有顽强的艺术创造,把我们的记忆留下来,让我们的根更加的扎实。脚下的土地,你踩的这个泥巴也要生花,让我们的精神经历有迹可循。让我们的后人,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变成一个有根的人,而不是一个无根的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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