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祭
迟子建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灯是不寻常的。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赶紧用废棉花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清瓶中央飞旋的灰尘为止。灯的底座是圆形的，木制，有花纹，面积比灯罩要大上一圈，沿边缘对称地钻两个眼，将铁丝从一只眼穿过去，然后沿着底座的直径爬行，再扎入另一个眼中，铁丝在手的牵引下像眼镜蛇一样摇摆着身子朝上伸展，两个端头一旦汇合扭结在一起，灯座便大功告成了。那时候从底座中心再钉透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钉子上。待到夜幕降临时，轻轻捧起灯罩，“嚓”地点燃蜡烛，敛声屏气地落下灯罩，你提着这盏灯就觉得无限风光了。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他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不是把瓶子全炸碎了，就是瓶子安然无恙地保持原状，再不就是炸成功了，一看却是一只猪肉罐头瓶子，怎么擦都浑浊，只好弃了。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里，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怀揣着一盒火柴提着灯走东家串西家，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看着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擦根火柴点燃灯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还真顾家啊。”父亲打趣着我去看那盏灯。那汪蜡烛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的确是亮丽之极。将死的光芒总是灿烂夺目的。过年要让家里里外外都是光明。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院子中的灯有高有低。高高在上的灯是红灯，它被挂在灯笼杆的顶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灯是冰灯，冰灯放在窗台上，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冰灯能照亮它周围的一些景色，所以除夕夜藏猫猫要离冰灯远远的。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而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年一过去后，新衣服就脱下来了，灯也收了，院子里黑漆漆的，那时候我就会望着窗外的雪花发怔，心想：原来一年之中只有几天好日子啊。人为了那几天充满光明的好日子，就要整整辛苦一年。唉。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了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啊？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接受灯的那种福气了。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叙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年干粮也蒸完了，各种吃食采买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回家过节。所以，不管我身在西安、北京还是哈尔滨，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朝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腊月廿六我赶回家中，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因为腊月廿七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我们就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捎）了些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就叩头对父亲说：“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吧，我家住在——”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怕父亲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周围都是雪，还有树，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鸟鸣。太阳极端明亮。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一边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姐姐家来了。我们都喜欢姐姐家的孩子小虎，他刚过周岁，已经会走路了，非常漂亮。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了。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当夜小虎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地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端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了。早饭后，母亲穿戴好后推起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母亲哄孩子一般地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把你丢了，我可就不管了。”我心想：这回母亲要把父亲丢了，一定是丢到街上的酒馆了。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咕噜着一双黑莹莹的眼睛东看西看的，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愿意请他回来，而永远不希望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朝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正月十五到了。这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八年前，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了。那时窗外还没有挂灯，天似亮非亮，似冥非冥，父亲便送我一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父亲的肖像
迟子建
我记忆中最寒冷的冬日，是1986年的腊月，年仅四十九岁的父亲突发疾病，与亲人永别在年关。看着躺在棺材中唇角依然挂着一缕微笑的他，我想父亲是不是像熊一样，跟我们捉个生命的迷藏，冬眠了呢？熊冬眠前要拼命补充能量，扫荡山林可食之物，肚子吃出孕妇状，可是父亲发病后大都处于昏迷状态，难以进食，他走得令人心碎的消瘦，又不像去冬眠的样子。而次年春天熊苏醒了，山林又有熊迹了，他却还沉沉睡着，大地上再也寻不到他的脚印了。父亲的墓地在故乡的山下，离他工作了一生的山镇学校很近。每至清明、中元节和春节，我们都要去给父亲上坟。无论冬夏，森林里鸟语不绝，所以我们在祭奠时说给他的话，总有回音。父亲走了三十二年，他的影子却从未从我们心底和梦里消失。父亲盛年离世，他留给我们的形象，也就儒雅潇洒，从无老态。我还记得父亲过世后，我初来哈尔滨工作，去探望抚养过父亲几年的四爷爷，他见了我，也不顾我是女孩家，扯着一条白毛巾，失望地擦着泪说：“你不随你爸啊，你爸小时那个好看！你爸找的你妈，是一般人啊！”四爷爷是第一次见我，那时我二十多岁，不算漂亮，但也不丑吧。而父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因贫穷不能继续求学，自愿报名去了大兴安岭参加开发建设，再没回过哈尔滨。四爷爷记忆中父亲最后的形象，是他不到二十岁的模样。记得我将四爷爷的话转给孀居的母亲时，她直撇嘴，要知她年轻时算是美人呢。而姐姐弟弟不无调侃地对我说：“咱家还数你好看呢，四爷爷要是见了我们，不得哭迷糊啊。”只能说四爷爷为了强调父亲的英俊，不惜嘲讽他的骨肉。但不久前我突然接到故乡一封来信，说明父亲在别人眼里是其貌不扬的。写信者是父亲的生前同事，说是见到了父亲的几位学生，他们忆起父亲的几段往事，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整理给我。其中一位回忆说，他十岁随父亲来到大兴安岭永安时，这里还没学校，所以他过了上学年龄却无书可读。1966年，新学校在永安东头开建了，他满心欢喜，每天都跑过去看。领着工人建校的校长姓迟，一个瘦弱的小伙子，个子不高，面貌寻常，和工人一起光着膀子举着土坯垒墙，满脸流汗，灰头土脸的。而最终落成的茅草苫顶的土教室，课桌也是土坯垒的，粗糙不堪，椅子则是用原木锯成的木墩。那时没有本子，他们每人发一块石板，用粉笔写字，而身为校长的父亲，一个人承担好几门课的教学。我向母亲求证这些细节，她说的确如此。父亲从哈尔滨高中毕业，是当年大兴安岭的人才了，所以一个人得兼多门课。而他建学校的时候，我才两岁，正是流着涎水傻呆呆啃手指的年龄，记忆还没发芽呢。父亲的学生还回忆到，1970年清明节，父亲带领学生去烈士墓扫墓。仪式结束，忽然间天昏地暗，暴雪袭来，学生们被狂风吹打得站不稳，父亲吓坏了，连忙让学生趴倒在地，然后再一个一个将他们转移到桥洞。待暴风雪止息，父亲一会儿看看这个的脸，一会儿摸摸那个的头，生怕暴风雪伤着了学生。这个事情虽然感人，但老实说，我对此毫无记忆。一看年份，是年六周岁的我，已被母亲从永安送到漠河乡的姥姥家，所以父亲带领学生扫墓的事情，我自然不知。能和记忆重叠上的，是信尾记叙的一件事，说是永安学校第一届小学生毕业时，父亲从家里端了一盆新烀的土豆和新炒的黄豆，师生们吃着土豆，嚼着黄豆，开着毕业式。这确实是父亲的风格。父亲喜欢把家中吃食拿给别人，也常把他喜欢的孩子带到我们家吃饭。姐姐讲过一件有趣的事，她参加工作后，有一天突然回家，发现不是饭点，我家灶台前却蹲着三个陌生的小家伙，一人捧个饭碗，吃得热火朝天的。饭碗里是大米饭，灶台上是一盘炒鸡蛋，是我们家平素都不舍得吃的。这三个孩子是新来我们山镇的，因为家里生活拮据，孩子们穿得破烂，肚子里也没油水。姐姐说父亲这是趁母亲出去干活，我和弟弟在暑假中跑出去疯玩，在家偷着做给他们的。父亲的善心和慷慨，本是人性的阳光，但投射回来的，有时却是阴霾。他欣赏人才，有一年从教育局为我们山镇学校，要来一位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因为学校还没建起教工宿舍，他就让这位新教师携着家眷，在我们家一住两年，吃一锅饭却分文不要，直到他们有了宿舍搬出。其后永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毕业生来此做教师的，就不止一人了。记得有一年涨工资，身为校长的父亲，把仅有的一个指标，给了另一位大学毕业的老师，因为先前住过我家的老师已涨过一次，谁知这位老师认定还应该是他调资，找父亲去闹。父亲没满足他的要求，他对他的恩情，也就被一笔勾销。父亲自此很难过，常说有的知识分子真是难交，你对他一百个好，只要一个不顺他意，你就成了他的敌人了。父亲做了二十年山镇学校的校长，直到辞世。我在永安学校读的小学和初中，也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后，分配回母校，成为他麾下的一员，那时土教室早被红砖瓦房的教室取代了。我最初学写小说的时候，悄悄告诉给他，谁知他立刻告诉给母亲，带着惊喜和揶揄的口气，说：“咱家二小姐要写小说啦！”我记得父亲最沮丧的一件事情是，北头有户人家多子多女，他们的父母不许所有孩子上学，只派去两三个，其余的在家跟他们干活，父亲几次三番上门相劝，可家长认定，一家有几个识数认字的就够了。父亲许诺减免部分孩子的学杂费，他们依然不允。以致后来他们看见父亲远远过来了，赶紧关门闭户。父亲无计可施，曾想让能接受教育的那几个孩子，回家将知识传与兄弟姐妹，可他们没一个好成绩的。父亲每每说起，痛心不已。我很感激这封故乡来信，唤醒了我对往事的一些回忆，父亲的学生帮我勾勒了他肖像的另一侧面。如今永安学校不复存在，但校址还在，我们家半塌陷的老宅还在。我很担心父亲的灵魂出游时，对着空荡荡的校舍会伤感，么不闻读书声了呢？看见我家荒草萋萋的老院也会伤感，家里的烟囱咋不冒烟了呢？载《黑龙江日报》2018年11月20日7版《天鹅》
迟子建，女，汉族，1964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第九届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黑龙江省作协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