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一家人乘船离开克里米亚时，他携带的不是金银珠宝，亦非财产票据，而是刚刚翻越一座山巅，正站在第二座山巅的俄国文学遗产。彼时的纳博科夫尚未成长为成熟的小说家，而是初出茅庐的诗人。事实上，他的诗歌生涯比小说生涯早了整整十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在1916年问世，那时的他仅有十七岁。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申卡》要等到十年后的1926年才与读者见面。纳博科夫从小就对藏书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据他的传记作者布莱恩·博伊德透露，纳博科夫在中学时期就开始了他的藏书生涯。在他的卧室里，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的诗集与他热爱的蝴蝶图谱相互辉映。这些书籍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为他提供了无尽的灵感与诗意。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曾于1923年在德国以笔名弗拉基米尔·西林出版俄语诗集《山路》，这部诗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国白银时代诗艺与诗学的影响。《山路》收录了纳博科夫1918年初至1921年6月在克里米亚与英国两地用俄语创作的153首诗歌，此书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诗集所涉主题纷繁多样，既有对过去俄国生活的深深眷恋，也有对自然人文景色的细细描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是纳博科夫初涉世界的媒介；那些神秘圣洁的宗教故事，则是诗人观照内心的透镜。然而，诗集《山路》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关注，仅有的几份诗歌评论亦是“贬多于褒”。比如侨民诗人薇拉·卢里耶认为《山路》是一本枯燥的诗集，在她看来，纳博科夫虽才华横溢，却与一切当代文学的果实和成就擦肩而过。但事实上，这部诗集的核心内容是俄罗斯诗学传统，而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主题。与纳博科夫私交甚密的诗人尤里·艾兴瓦尔德也指出，俄罗斯的主题，以及“罗斯从俄国分离并在其领土上空降临”的主题在纳博科夫的诗中持续发声。这部诗集，不仅是对十九世纪俄国诗学的继承，更是对二十世纪初白银时代诗学的创新。它既包含了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隐秘回溯，又展现了俄国阿克梅主义诗歌的明晰复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还与几位俄国诗歌流派之外的诗人作品产生了奇妙共鸣。纳博科夫读中学时，俄语诗歌风靡于彼得堡的文化界，新鲜出炉的象征主义诗歌旋即进入这位文学少年的视野。纳博科夫对象征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深表赞同：其一，个人先于社会，个人表达理应挣脱社会桎梏；其二，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应受制于他物；其三，艺术家有责任揭示超越感官世界的更高真实，展现世界的深层含义。这些观念对俄国象征主义诗学产生显著影响，并在纳博科夫的诗集《山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象征主义理念不仅着重于文本的内在意义，更对诗歌的音乐性、形式和技巧有着独特的见解。它尤其注重改革句法结构，以更准确地传达诗歌的深层含义。纳博科夫深受象征主义诗人安德烈·别雷的诗歌格律理论的影响，并从中汲取灵感，探索诗歌表达的新可能。这种影响在多年后被纳博科夫写进了半自传体小说之中：安德烈·别雷对节奏的潜心研究以其清晰的标记和独特的半拍计数系统吸引了我…… 从那时起，将近一年时间——那是糟糕的，罪恶的一年，我试图以这种方式写作，以获得形式最复杂和内容最丰富的提纲：
深思熟虑，无可奈何地散发着清香
和不切实际的温柔，
花园中一半植物正在枯萎——。
（《天赋》节选，张政硕译）
繁复的形式、精致的结构，配合着俄语自身的呼吸和节奏，为纳博科夫想要表达的复杂经验提供了适宜的骨骼。除了对安德烈·别雷的格律理论的实践外，《山路》还体现了纳博科夫对亚历山大·勃洛克诗歌音乐性主题的仿拟。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音乐之于诗歌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音乐创造世界，它是世界的精神载体，是流动的世界之思绪……真正的天才能从风中听出完整的句子，拼成单词，并把它记录下来；因此，他说，“诗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听到的，首先是音乐，然后才是诗。”纳博科夫对勃洛克推崇备至，甚至认为勃洛克是当时最伟大的俄国诗人。纳博科夫曾写道：“我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在勃洛克的诗歌中度过的。他是那种渗透到你的肌理组织之中的诗人 —— 其他一切都不那么勃洛克，平淡乏味 ……”勃洛克无与伦比的音乐吸引了每个俄罗斯人的耳朵，在那里，思想与声音如梦幻一般交融。纳博科夫说，没有人能够模仿那种音乐，更不用说解释它了。诗集《山路》显示对勃洛克的模仿痕迹，比如《致尤·劳》就“偷师”于勃洛克的《明亮的眸子已经逐渐黯淡……》：少年时我们曾无忧无虑……
（让我的缪斯皱起眉头！）
在人间脆弱的竖琴上
拨动同一根琴弦；
我们在夜莺的遗忘中
唱歌，并漫不经心地接受
生命的五月天空中
风暴和爱情的彩虹……
（《致尤·劳》节选，张政硕译）
你激情的面容，你朦胧的面容
穿过厢座的幽暗，向我飘来。
舞台上，男高音正唱着颂歌，
把它们献给小提琴和春天。
突然，从附近传来一声叹息，
使热血顷刻间变得冰凉，
有一个可怜而忧伤的人儿，
将一只手探向我的心脏……
（勃洛克《明亮的眸子已经逐渐黯淡……》，汪剑钊译）
尤·劳即纳博科夫的表哥兼童年玩伴尤里·叶甫盖尼耶维奇·劳施·冯·特劳本贝格男爵，他是邓尼金军团的一名军官，1919年因被战马袭击而亡。《致尤·劳》中的“我们”指的是纳博科夫和已逝的表哥，与勃洛克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同幽灵做伴的场景非常相似。这两首诗都描写了春天的景致，都涉及了他者的歌唱。不过，勃诗朝向内心和灵魂的深处，纳诗则是通过对童年的追忆，进而引出对彼岸世界神秘的追颂。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纳博科娃曾指出，“彼岸性”是纳博科夫诗歌中深藏的第一主题。“彼岸性”对应着俄国象征主义对彼岸世界的描写和追求，包括宗教底蕴和神话故事的复活，这两点在诗集《山路》中均有体现。首先是诗歌的宗教底蕴。象征主义诗人试图通过宗教与艺术的联姻实现对全人类精神危机的消解与文化的复兴。因此，象征主义文学具有改造尘世、创造生命、建设生活的精神承担和文化使命。在纳博科夫的诗中，可以寻得宗教与艺术彼此交融的印迹。诗集《山路》中有19首基督教相关的诗，其中组诗《天使》的基督教意味最为浓厚，它是在象征主义诗人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影响下写出的。这组诗有九首，分别对应着中世纪早期希腊语著作《天阶序论》中的九个天官等级：炽天使、智天使、座天使、主天使、德天使、能天使、权天使、大天使和天使。比如《智天使》中“无休止地冥思，/ 上帝深邃的智慧……”照应着《天阶序论》中“智天使名字的意思是‘知识的丰富’或‘智慧的流露’”，表明他们有能力感知上帝，看到上帝，感知到神圣的光芒，并思索着原始力量中的神圣之美；《座天使》中“他站在高高的岩石上……”呼应着《天阶序论》中“至高无上宝座的名字……意味着他们超脱尘世的耻辱，超脱世俗的渴望…… 怀着对上帝的热忱，翱翔至神圣的避风港”；《主天使》中“当我们 / 不耐烦地沉迷于灾难的激情……”对应着《天阶序论》中“主天使的名字意为‘克服了无情统治的奴隶’”等等。不过纳博科夫诗歌中深厚的宗教底蕴并不意味着他如多数象征主义诗人一样倾向宗教，宗教在他的诗中只是抒情与文化书写的工具。其次是对复活神话的尝试。诗集《山路》中有两首诗的背景为亚瑟王传说，分别为《亚瑟之死》和《冷酷的妖女》。《亚瑟之死》为英国作家托马斯·马洛礼根据中世纪流传的亚瑟王传奇故事编写的小说《亚瑟王之死》的衍生创作，《冷酷的妖女》为纳博科夫翻译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于1819年写的诗。《亚瑟之死》还是模糊的，基于想象的习作，仅是描写了抒情主人公的记忆片段：
……那是在河边的一场恶斗
那是柔绿的傍晚，
我记得敌人披着鳞甲，
和送殡马毯下的马。
（《亚瑟之死》节选，张政硕译）
《亚瑟之死》（ La Morte D'Arthur）和《冷酷的妖女》（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这两首诗的题目采用了法语。这种语言的借用体现了诗人对“西欧派”象征主义诗歌的向往。事实上，法国象征主义诗学是俄国象征主义诗学的重要源头。在象征主义流派的诗人看来，诗歌既非现实的客观映照，亦非情绪的恣意抒发，而是隐秘感情的主观体现。诗歌通过暗示、隐喻以及种种象征物，抵达理性与思维难以企及的未知领域。纳博科夫同样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与俄国象征主义的诗人们殊途同归。纳博科夫有意地在诗集《山路》中收录了一些“元诗歌”——这些以“写诗”和“评诗”为主题的诗作体现了纳博科夫的诗学观念。如《山路》的第一首诗《致诗人》就表达了对“写诗”这一隐秘又明晰的事业的探索：学会用清晰的语言说出
微小意象的模糊缩影，
让音调本身具有暗示
和半明半暗，只需在音调中记住：
你所写出的，清晰的诗行
在和谐中神秘地焦虑、
虚无地颤抖；但却用了三音节韵
断续的韵律不该被滥用。
需要独特性，纯洁性，需要力量。
（《致诗人》，张政硕译）
这首诗是纳博科夫对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的三音节诗《秋歌》的评论。纳博科夫聚焦于诗歌创作的技艺，强调了清晰、独特、纯洁和力量在诗歌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首好诗是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微小意象的模糊缩影”，语音协调，但在和谐中仍夹杂着神秘感和紧张感，“让音调本身具有暗示和半明半暗”。总的来说，诗集《山路》中对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回溯在于三点：其一是在内容与形式方面对“音乐性”之追求；其二是对“彼岸性”主题的隐秘探索，其中包括对基督教的描写和对复活神话故事的尝试；其三则是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回溯。这三点共同构成了诗集《山路》中象征主义诗学的体现。尽管这一时期的纳博科夫与俄国象征主义诗歌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不能草率地为纳博科夫贴上“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的标签。因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于纳博科夫而言，更像是他“初识俄国现代主义的导师”。在引导纳博科夫进行诗歌创作的道路上，除了俄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启发，阿克梅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阿克梅主义是俄国白银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该诗派在诗人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的带领下，20世纪初在对俄国象征主义的反叛之中诞生和发展。1913年，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了震惊俄国诗坛的阿克梅主义宣言《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这篇文章对纳博科夫而言是偌大的鼓舞，从那时开始，他对古米廖夫诗学的推崇持续了将近六十年。直至1972年，纳博科夫才在诗中正式宣告放弃对古米廖夫诗学的迷恋，但他仍然热爱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他在诗中写道：我曾是多么喜欢古米廖夫的诗！
但我读不到它们，
不过也找到了些许痕迹，例如
这半首记在脑中的诗：
“……我不会死在夏日的凉亭中，
不会死于贪食和燥热，
网中有一只天上的蝴蝶，
在高耸的山巅。”
（《我曾多么喜欢古米廖夫的诗……》节选，张政硕译）
无论是古米廖夫的诗歌创作，还是他的《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均指向阿克梅主义诗学的三个特征：原始性、物象性和唯美性。这三个特征在诗集《山路》中均有明显的体现。诗集《山路》对俄国阿克梅主义诗歌的复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纳博科夫对古米廖夫诗艺与诗学的研习。古米廖夫在宣言中提出作为阿克梅主义者，我们些许像林中的野兽，无论何时也不会将我们的兽性换取神经衰弱。古米廖夫通过大量非洲主题的诗歌去试图歌颂人的自然状态、天性情感、自发力量和朴野的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古米廖夫的诗歌充满原始性。这种原始性洋溢豪情和男性般的力量，并在古米廖夫的诗歌中体现为战争主题浪漫的豪勇。与古米廖夫相似，这种刚毅风格是纳博科夫诗歌趋于成熟的标志，但在诗集《山路》中，阿克梅主义浪漫的豪勇刚刚初现锋芒。比如其中《十字军》一诗，纳博科夫在这首诗中塑造了英勇作战、不畏死亡的十字军战士形象：当我们站在白墙下，
面对着敌人，
箭矢在四周簌簌飞过，
基督降临于我们之间。
我看到，箭头划过天空，
变成鲜花和星星，
变成基督的欢乐
洒到我们的肩膀。
（《十字军》节选，张政硕译）
这种形象的塑造是对古米廖夫诗中刚强的个性在纳诗中的回响。古米廖夫在《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一文中强调现实较于虚无是重要的，俄国阿克梅主义诗学特征之一亦是努力从象征主义所醉心的彼岸世界，从神秘、朦胧、抽象的理念回归到物质世界，其中“记忆”是阿克梅主义诗歌中最为典型的主题。而纳博科夫的诗集《山路》中，以“记忆”为主题的诗有很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的两首长诗《童年》和《克里米亚》。《童年》是对幼年生活的片段式记忆，《克里米亚》则是回忆此前旅居克里米亚时期一次夜不归宿的奇遇。这两首长诗均具有古米廖夫式的叙事性，以及阿克梅主义诗学的对物质世界的写实性。例如《克里米亚》中真实地、色彩鲜明地描绘出当地鞑靼人餐桌的图景，阿克梅主义的物象性特征和诗歌语言清晰的绘画性尽显于此：……布扎、
樱桃、不发酵的羊奶酪。
天色已暗，融化的蜡烛
立在低矮的圆桌上，
桌上盖着五颜六色的桌布，
蜡烛温柔地闪烁于
温暖芬芳的暮色中。
（《克里米亚》节选，张政硕译）
纳博科夫认为“精准的工作令人欢愉”，他在剑桥三一学院起初学习生物学，触碰的是各种动植物的标本和解剖图，尽管他不久后转专业学习文学，但短暂的科班生物学学习经历之于纳博科夫诗歌探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内外的众多学者提及过蝴蝶之于纳博科夫一生的重要性，纳博科夫对蝴蝶细致入微的观察研究的文学外延之一是他的诗歌对物象性的重视。比如他的《蝴蝶》一诗，就细致地描写了迷人的优红蛱蝶。《生物学》一诗则详细地刻画了实验室场景：缪斯女神不责难我：研究飘忽不定的生命时
一切都是美的。我轻轻捣碎椴树的叶子，
拧动金色的旋钮，直到我看清楚
圆形的孔洞中那圣洁的绿色细胞；
我也喜欢被钉死的青蛙心脏：
它闪动甜美的光，宛若一颗熟透的，甜美的樱桃。
我切割，粉碎，研磨：我看到隐藏的肌肉，
和无数血管的分支，我看到，彩色的粉笔
在黑板上画出清晰的图案……
（《生物学》节选，张政硕译）
金色旋钮、圆形孔洞、绿色细胞、彩色粉笔……一系列具有绘画性的意象，体现出纳博科夫对重视物象性的阿克梅主义诗学的实践。阿克梅主义诗人古米廖夫对诗歌绘画性的追求在他的非洲主题诗歌中尤为明显，如果说古米廖夫在1914之前创作的非洲主题短诗是一幅幅简笔画，那么他的第七部诗集《帐幕》中的十几首篇幅较长，以非洲地名为题的诗则构成了一幅巨大的非洲大陆画卷，这些诗均是其阿克梅主义诗学的深度实践。旅行之于古米廖夫而言是主动探索人生意义及探索诗学的路径，但旅行之于纳博科夫则是流亡中几抹短暂的亮光。纳博科夫的旅行主题诗歌遵循了古米廖夫的阿克梅主义诗学的物象性。诗集《山路》收录了五首旅行主题的诗，其中《雅典卫城之梦》为纳博科夫客居雅典时的诗作。这首诗的色彩极其多样，“绀紫色的罂粟”“昏黄的柱子”“波光粼粼的蓝海”“金色的洋甘菊”“紫色的相思草”“白色的雅典”“蓝灰色的小屋”“绿色的标志”“淡绿色的树林”“琥珀色的树干”“黑色的土丘”“大红色的草莓”等纳博科夫亲眼所见的意象集中出现在这首诗中，共同勾勒出一幅雅典卫城及其周边景物的画卷。这首诗像极了古米廖夫《马达加斯加》一诗鲜明多样的色彩，也恰好体现了阿克梅主义诗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具体的物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展示物体自身的美，追求具体可感的形象的诗学特征。此外，古米廖夫在《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一文中将法国唯美主义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视列为阿克梅主义的四大奠基石之一，使阿克梅主义的诗学主张颇具唯美性。阿克梅主义诗人虽关注现实，但却超脱尘世，神游于美。与古米廖夫和许多其他阿克梅主义诗人一样，年轻的纳博科夫也有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性，诗集《山路》中的唯美性在于对俄罗斯的赞颂，这与阿克梅主义者谢尔盖·戈罗杰茨基“对斯拉夫的歌颂”较为接近，更与古米廖夫后期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遥相呼应。俄罗斯主题诗歌不仅是纳博科夫流亡之后思乡情怀的表达，也是他对唯美性诗学探索的成果，如《白桦林》借树林的光影从写实的景物描写升华至对俄罗斯的赞颂：
……树叶温柔地落下，并流出
一滴滴长的，闪闪发光的眼泪：
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故乡，
这是祖国的美丽；碧绿的桦树
流出的光，倾洒在我身上……
（《白桦林》节选，张政硕译）
总的来说，诗集《山路》中对阿克梅主义诗学理论的实践在于对诗歌原始性、物象性和唯美性的重视。纳博科夫对诗歌原始性的重视在于他以战争主题的诗作复现了阿克梅主义诗学原始性的，充满男性力量的特征。纳博科夫对诗歌物象性的重视在于以记忆主题的诗作进行对此岸世界的描写以及借旅行主题的诗作表现对真实画面的追求。他对唯美性的重视在于对俄罗斯的赞颂。在语言形式方面，诗集《山路》重视色彩，即阿克梅主义诗学“绘画性”的体现。不过，彼时的纳博科夫亦不能被归类于阿克梅派诗人。一是因为诗集《山路》只有部分诗歌遵循了阿克梅主义的诗学主张，二是因为纳博科夫对彼岸世界的态度与阿克梅主义者们不同，纳博科夫希望通过真实笔触描写此岸世界从而达到对彼岸世界的暗示，而阿克梅主义诗人们对触碰彼岸世界的态度是审慎的。纳博科夫对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第三个流派——未来主义——的态度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未来主义诗歌是一种“文学方言”。这种态度在他的第一部英语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虚构了一位俄国未来主义诗人阿列克谢·潘丑陋的形象——“可是他总想使出浑身利器来用他那些磅礴而力不从心的辞句去镇住人们，他的大作现在看起来那么无聊，虚假和陈腐（超级现代的东西总比其它事物有窍门赶新潮），他真正的价值只为少数几个学者能够赏识……”（《塞·奈特的真实生活》，王家湘、席亚兵译）纳博科夫将未来主义的一些创作视为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丝毫没有对俄国未来主义各个团体的效仿。不过，彼时的纳博科夫不仅阅读评判了俄国白银时代的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这三大诗歌流派，还对几位流派之外的诗人十分关注，包括伊万·布宁、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和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诗人有三个共同之处：不属于任何一个诗歌流派，写诗的同时写小说，以及后半生侨居海外——这三个共同点也与纳博科夫的经历十分契合。纳博科夫于1921年3月18日致信布宁，并如是评价布宁的诗：“您在人类的灵魂和潮湿沙地上以紫丁香色影子画出的图形中感受美——每一首诗，每一行字中都透着无与伦比的纯净、深沉与明亮……”（［美］马克西姆·施拉耶尔：《布宁与纳博科夫：一生的较量》，王方译）对布宁的敬仰和崇拜成为纳博科夫与布宁两个文学家将近二十年通信的开端。已有多位学者指出纳博科夫有意追随布宁的诗歌历程。或是早年研读过布宁诗集的缘故，纳博科夫从写诗伊始就在部分诗作中效仿布宁诗歌的创作特征：一是动态的写景，二是主观和客观在写景时的交融。这两个特点由布宁的自然观派生，并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引申为重视景色中蕴含的情绪。例如，布宁《叶落时节》一诗，以拟人的手法将秋天比作一位寡妇，以“秋天 - 寡妇”的视角先描写初秋森林的景色，再雕琢景色的心理，最后引出对未来冬季的绘画。而纳博科夫的《森林》一诗以拟人的手法将俄罗斯比作一位旅行者，并以“俄罗斯 - 旅行者”的视角先捕捉他在林中见到的暮色，再探寻暗夜时分森林的心理，最后引出黎明降临时的爽朗气息。霍达谢维奇也是纳博科夫的诗歌导师。纳博科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受霍达谢维奇的影响较多。霍达谢维奇对纳博科夫的影响从1910年代即已开始，彼时的纳博科夫只读过霍达谢维奇出版的前三部诗集：《青春》《幸福的小屋》和《走种子的路》。《青春》是霍达谢维奇对象征主义的追随与模仿，这部诗集对纳博科夫的影响不是很大；而《幸福的小屋》是霍达谢维奇“对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勇敢继承”，纳博科夫在《山路》中浅尝辄止地走了与霍达谢维奇类似的诗歌道路——回溯传统。比如，《山路》的题词选自普希金的《阿里翁》一诗，以此表达对普希金的致敬。另格列布·司徒卢威在评论诗集《山路》时认为纳博科夫“始终坚持追求诗歌的技巧和古典的韵律，主要是对抑扬格的偏好”，是一个“诗歌的守旧派信徒”。诗集《走种子的路》出现了不少现代性明显的物象，如“飞行家”“报贩子”“有轨电车”“火柴盒”“缝纫机”等。诗集《山路》中亦有现代性明显的“玩具小火车”“足球”“豪华巨轮”“电线杆”“网球”“自行车”等物象。无论是霍达谢维奇还是纳博科夫，他们诗歌中现代性的物象有着相同的指向：对现代人文景观的追求，进而转化为追求诗歌的速度与力量，从而与自然主义的诗歌区分开来。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对纳博科夫诗歌创作的影响体现在二人诗歌发展路线的相似性上——从在俄时期对白银时代诗人的学步到流亡途中逐渐形成个人坚实的风格，这种个人风格在纳博科夫《巴黎长诗》的创作中达到顶点。尽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格·伊万诺夫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苛责纳博科夫的诗歌。不过纳博科夫自三十年代初开始选择的还是格·伊万诺夫的道路。这种相似性或因纳博科夫在二十岁左右读过格·伊万诺夫早期出版的诗集《前堂》《光荣的纪念碑》和《帚石南》，并从中汲取到了诗歌的营养。格·伊万诺夫的诗歌创作发展于俄国后象征主义的思考，他先是受到自我未来主义的影响，后受古米廖夫的影响些许转向阿克梅主义。格·伊万诺夫早期的诗具有积极的模仿性，这种模仿性始于伊万诺夫十几岁时博览群书，发展于对多位诗人的借鉴。纳博科夫写诗伊始研读过俄国内外大量诗人的作品，与格·伊万诺夫一样，纳博科夫也在积极地模仿勃洛克和古米廖夫等人的诗。除此之外，格·伊万诺夫对纳博科夫还有一个影响，即节制性，古米廖夫如是评价格·伊万诺夫：“伊万诺夫的书最引人注目的是诗，在刚刚步入诗坛的诗人当中，他的文笔罕见地细腻准确，加之用笔神速，为了与主题贴切，往往会稍加节制……”事实上，纳博科夫的诗歌始终是节制的，这种“节制性”在《简单的歌，简单的忧伤……》一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诗人不仅让“节制”一词具象地跃然于纸上，更将思乡的情绪隐于“简单的忧伤”：简单的歌，简单的忧伤；
远方的树枝间流淌着河流的光辉。
五月的大甲虫
振翅作响，飞向天空。
……
节制的夜色，谦卑的月亮；
猫头鹰醒了；草地洒满露水。
黑暗中浮现出白桦树的轮廓
每一片树叶闪耀在明亮的天空中……
（《简单的歌，简单的忧伤……》节选，张政硕译）
纳博科夫在1918—1921年上半年间除了受俄国象征派、阿克梅派诗歌的影响外，还与布宁、霍达谢维奇和格·伊万诺夫这三位不属于任何一位流派的俄国诗人的早期作品有关联：这一时期的纳博科夫从布宁那里学到了从自然观派生的写景诗艺；他与早年的霍达谢维奇都有对俄国十九世纪经典诗歌的致敬，都有对现代人文景观的追求；纳博科夫与格·伊万诺夫早期的关联一是在于二者对白银时代几位著名诗人的模仿，二是在于两人均在十几岁的年纪学会了节制的作诗法。诗集《山路》是纳博科夫流亡海外之后的第一部诗集，我们在这部诗集中发现纳博科夫汲取多位俄国诗人之精华，既有俄国白银时代诗歌主要流派的影子，也有流派外诗人的痕迹。通过对诗集《山路》诗艺的追溯，我们发现《山路》是纳博科夫诗歌创作过渡时期的一部优秀诗集。纳博科夫这一时期的诗风是多样的：既重视象征主义的音乐性、彼岸性，也崇尚阿克梅主义的力量感和明晰的物象，还吸收了写景的诗艺、经典的重视、现代的追求等多重特点。颠沛流离的两次迁居没有使纳博科夫的《山路》失去俄罗斯性。诗集《山路》博采众长，成为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的多重回响，并为他之后的诗歌创作道路提供了多种选择。诗集《山路》是纳博科夫在文学道路初段竖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纳博科夫初步成为俄国侨民文学第一浪潮诗人，赶上了俄国白银时代诗歌繁荣的末班车。发表于《当代·诗歌》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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