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诗·诗人·批评家

诗·诗人·批评家（节选）

梁宗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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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不独学者有“为己”“为人”的分别，诗人亦然。一个受自己强烈的感觉，印象，甚或异象所驱使不得不写，只知努力去表现自己，一个目的却在讨好或求知于人，不惜抹煞自己去迁就一般人底口味和理解力，或者，更彻底地说，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自己”。因此，前者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使我们读后耳目一新；后者却永远滞留在平凡、浅薄、庸俗的圈套里。

而最大的讽刺是：努力表现自己的很少自觉满足；亟亟求知于他人的却往往抱着自己的丑陋矜矜自喜；自赞和自赏。

一切艺术底创造和欣赏都建立在两种关系上：物与物底关系，和我与物底关系——在某一意义上，后者尤为重要。

无疑地，所谓一件艺术品底美就是它本身各部分之间，或推而至于它与环绕着它的各事物之间的匀称、均衡与和谐。但是如果我们底感官，譬如，视觉和听觉，比较现在的更锋锐更发达，我们所要求的物体上的匀称，均衡与和谐也必定更精微更复杂更准确。一颗具有深入的透视力和广博的理解力的心灵，断不能容忍一件粗糙简陋的作品或一些浅薄浮泛的思想。

有些人底头脑根本上是“加减式”或“算术式”的。他们所能了解的道理，所能想象和欣赏的诗文，自然只限于一加一减，至多也不过是一乘一除而已。你和他们谈代数，谈几何，谈微积分不独等于“对牛弹琴”，并且他们很少不目你为“痴人说梦”的，——这才是人底不幸最可悯的部分。

一首伟大的有生命的诗底创造同时也必定是诗人底自我和人格底创造。

作者在执笔前和搁笔后判若两人。

现代的读者偏爱一切亲密的文学——日记和书信——的倾向如其是不可鼓励的，至少是可解释的。一封信或一页日记只要随笔写出来便很容易有我底面目，就是说，读者很容易在其中接触着一个“人”。对于一首诗或其他完成的艺术品我们却在“人”之外，还要求“艺术”。

这所谓“艺术”，并非傅在“我”面上的脂粉，而是给它以至高的表现，把它扩大，发展到一个普遍的程度。所以一首好诗必定同时具有“最永久的普遍”和“最内在的亲切”；一首坏诗——或因艺术底火候未纯青，或因误以脂粉当艺术——却连“我”也被掩没或丧失了。

在另一方面呢，要理解和欣赏一件经过更长的火候和更强烈的集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必定需要更久的注意和更大的努力——两者都不是我们现在一般读者所能供给的。

大我和小我——一切有生命的作品所必具的两极端：写大我须有小我底亲切；写小我须有大我底普遍。

我们对于事物的评价常因它底品类而或严或宽。我们常常觉得某些作家底散文或散文诗比他们自己的诗更富于诗意便基于一种“品类上的混乱”。因为我们读散文或散文诗时只把它当散文看，只要它略具诗底成分便觉得异常丰富了；读一首“诗”时我们眼光和判断力便无形中增加它底要求：期望内容和形式上一个更高度的强烈与稠密。

批评家和诗人之间的鸿沟也许永无联接的希望。一个真正的诗人永远是“绝对”与“纯粹”底追求者，企图去创造一些现世所未有或已有而未达到完美的东西；批评家却是一个循谨的（往往并且是诚恳的）守成者，只知道援已往的成例来绳新生的现象，或站在岸上指责诗人没入海底的探求。——诗人兼批评家或批评家而具有诗人底禀质的自然是例外。

（本文原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大公报·诗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