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是一个勤勉的散文写作者,却极少读当代的散文作品。倾力所读,是诗和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那几辑汉译西诗、商务印书馆的近百种汉译学术经典,是我的枕边书。诗可以在枯槁中唤起文思,哲学可以在浮躁中让人沉潜,性情和思考都活跃,诱发在人生基本命题上的书写,写朴素、质实之文。
之所以少读当代散文,是因为当下的散文总体上趋于做作,摆开架势,为写而写。一如托尔斯泰所说,写被文坛看重、被评论家认可的“像散文的散文”。因而远离散文的本源,不再是直抒胸臆,而是鼓虚弄悬,铺陈炫技,漫漫漶漶,文辞淹没意义,而且杯水风波呈大海之势,一粒黄豆稀释成一锅豆浆。于是虚构代替了真实,假意遮蔽了神魂,几乎都是不作用于情感和灵魂的冷文。
但是,当我拿到李培禹的散文集《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的时候,我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而且读得如醉如痴、酣畅淋漓,眼前有阳光充盈,心底里有暖流涌动。岂止是不忍释卷,还不断回望揣摩,让感动久驻。
他写的是热的散文,或者是始终“在场”的散文。
他写人物,不取旁观者的视角,而是进入人物的生活,把人物当作朋友、亲人,与其感同身受,同气相求。因而把描写对象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生活,把他人的情感当作自己的情感。他爱他们,贴心贴肺地写。这一点,他与汪曾祺的笔致相仿佛,即尊重人物,设身处地地对话,亲密无间地融合在一起。在他的笔下,多感恩的语调,好像是人物洞开了他的心智,丰盈了他的情感,鲜活了他的血肉,哺育了他的文字。譬如他写浩然,写韩少华,他不管社会话语对他们如何评价,只写“我”在人性、人情层面的切身感受,至纯至善地传递真实的心灵消息。因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送人玫瑰满手留香的境界,都是远恶近善的佛陀情怀。
他写风景,不取指点江山的姿态,而是把风景和万物搂进胸怀,像对人。他走进大自然之后,立刻就浑然忘机,尽情释放自己的真性情,甚至不管不顾地放任自己的天真。他虚怀以待,让自然万物感动自己;他擦亮眼眸,让阳光和月色撩拨内心的清澈。在他写自然的文字中,总是温暖和快乐的底色,风清在枝头,月明在云端,不遗余力地捕捉和记述美丽的瞬间。他从不把风景和万物置身于身外,而是像与亲人和友人一样深情地晤对,悉心感受,然后把一腔美意娓娓道来。这其中,多的是相互的启发,彼此的珍重,更有息息相通的理解和悲悯,一切都是拟人化的抒发。譬如他的《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与其说是客观地写小河,不如说是写小河对心灵的荡涤和净化。那一年,我们同游塔里木河,我写了一篇游记,原题叫《塔里木抒怀》,经他手在《北京日报》发表的时候,他给我改成了《一条没有流进大海的河流》。这一改可不得了,把悲天悯人的沧桑叙事,转化为对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大美赞歌。塔里木河虽然没有流进大海,但它滋润浇灌了沿途的万物与生灵,他者的活正是自己的活,因而永生。
他写市井与人事,不取主观正确、率然臧否的姿势,而是进入现场,将心比心。譬如《“清明”情思》《天堂应有爱》《回声》《信的随想》《“天马”与“汗马”》。他的文字有洁癖,一股清流贯通始终,整体释放和传递的是铺满字面的爱意、美意和善意。他从仇怨中提取爱,从丑陋中提炼美,从拙劣中提纯善,因而绝无脏污之语和阴私之气,他讲恕道,讲真情不灭,讲冤亲平等,讲美美与共,讲大爱无痕,正如梁衡所说,读他的文字,如沐春风,且阳光普照,直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究竟是好的,人只需尽天职、守本分,快乐地活。具体到他的《信的随想》,一经《人民日报》刊发,就转载无数,在手机短信上也数日刷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一味地指斥世情浇薄、人心不古,发怨妇之叹,而是以极大的爱意、美意、善意叙说生命的本质、人性的真相,让读者不失去对生活和他人的信任,让人看到:是灵鸟,总要啼叫于春天的枝头;是美德,总要回归于熙攘的街头;是真爱,总要滋润于易感的心头。一切都会到来,你要守望,你要等待,你要呼唤,你要迎迓。
总的来说,李培禹的散文有着“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的文本质地。他不管写什么,总是从生活出发,从自我感动出发,写新生、写快乐、写希望、写光明,而且写得深、写得细、写得热、写得动情、写得豪迈。不管外界怎么令人愤怒,令人不平,他都要用自己的文字,给人以力量,给人以爱,给人以梦,让人奋进,让人向上。
孙犁于一九八○年十月三十日给丁玲的信中,对“如何写”,曾发出过类似的呼唤。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孙犁编辑奖”得主的李培禹,终于对偶像做出了历史性的回应,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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