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德勒兹的说法，有一种文学叫“小文学”（Minor Literature）。有些文学天然高瞻远瞩、纵横捭阖，提供主流的总体性视野，其中也带着独断论甚至话语暴力。然而还有些文学，隐约对大文学形成冒犯、挑战与重组。它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一套在地的、差异的对世界与人的看法。大文学与小文学，就这样形成了冲突、矛盾，形成喧哗与复调。小文学并不必然“小”，它的意义可以很“大”。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文学新人龚万莹的写作，或可归于“小文学”的一脉。
阅读龚万莹的小说《大厝雨暝》和《浓雾戏台》，第一印象是浓重的闽南地方色彩。小说充斥着大量的物象、语象，通过这些唤醒感官的物与词，为读者构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地方”。这样的感觉，令人耳目一新。作者出生于南国海滨，更确切地说是“海上花园”鼓浪屿。她笔下的闽南世界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大厝雨暝》说的是鼓浪屿原住民的撤出与传统生活的瓦解，小说背后是绰号“白猴”的岛民被雨中塌方的老屋压死的真实事件（参见龚万莹以笔名“栗子酱”在“破茧计划”发表的《岛塌十年》）。故事大体上说的是，“嘴唇一粒珠，讲话不认输”的阿嬷，最终在岛屿全面衰败的现实面前妥协。为了生活和老厝，她将房子分租给“外猴”陈老板开干果店，无奈接受了“下败”的命运。小说有意保留了许多闽南方言——“外猴”是鼓浪屿老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方言称呼，而“下败”意思是丢面子、让祖先丢脸。作者耽溺于大量的细节——无休止的暴雨台风，婚飞的白蚁，坍塌的老厝，乃至芒果树、樟脑丸、乐百氏、蓝罐曲奇、撒了甘梅粉的番石榴。这些都给《大厝雨暝》中的大厝生活晕染了浓重的南国情调。叙述者就如故事里的阿嬷，自如切换闽南语和普通话，仿佛地方与国家，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调停者。
《浓雾戏台》同样氤氲着来自海边的潮气。“海边的雾气，一爪拍到了菜市场，碎裂成两百只白猫样的活物，四处趴趴走，被人一碰就变成一团湿气，让鼻子发痒。”在《大厝雨暝》当中，也有这样充满抒情意味的风景——“白绵绵的云朵很立体，好几团，碗糕一样。底下是灰冷钢铁大轮船。正在涨潮，海水哗啦，哗——啦，把白沫和一些淡金旋转贝壳推上沙滩。”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这些闽南特有风物辨认出来。作为一种有意为之且行之有效的文学装置，这是作家乡愁的文学体现。
小说以渔家少年鹭生的视角展开叙述。他出身讨海人家，祖母是基督徒，母亲跟开工厂的人跑了，与女孩白痴凌永远排在全班成绩的最后。这天他没有去林老师家补课，而是买了一枝睡莲去送给自己喜欢的歌仔戏女角翠云。“‘你敢骂人我敢打……我就不信你多歹，今日给你来教乖！’这是鹭生最爱看的歌仔戏片段，红衣丫鬟来挑衅辱骂，贴身婢女翠云直接冲上去，甩动白袖子抽她一耳光。”故事的最后是少年情怀的破灭——舞台上的翠云其实就是英语林老师的爱人，穿着蓝白拖鞋，“最长的大拇指，甲盖竟蜷缩发黑。”
献花事件由此成为少年鹭生的成年礼。小说看似简单，但构成成年礼内核的却是鼓浪屿的地方性——充满魔幻感的错接。“阿嬷也跟鹭生念过类似的东西。她说是《路得记》，里面写着：‘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再后来鹭生看到了《五女拜寿》，原来在大书里叫路得的女人，在这里叫翠云。”歌仔戏的唱词，与闽南白话版《圣经·路得记》奇妙地错接在一起。西方与本土，现代与传统，外来宗教与地方社会的紧密耦合——这是厦门尤其是鼓浪屿这个地方空间的文化特征。《浓雾戏台》在物象和语象之外，呈现给我们的是地方的世相。
当我们被前两篇小说的闽南风物所感染，小说家却在《恩典的喜宴》中抛弃了自己最谙熟的语汇系统。罗牧师在礼拜天拒绝参加儿子与大他十岁的离异妇女李安花的婚宴。小说让人隐约想起李安成名电影《喜宴》。小说以罗恩典视角展开，侧面讲述了罗家与邻居李大树的恩怨过往。牧师罗恩典十年间反复讲解《启示录》，牢牢把控信众心理，成功收到贡献金；老李媳妇大胆揭露，遭到老罗打压报复，从此两家交恶。随后，李家放纵鸡鸭越界祸害罗家菜园，老罗则在自家菜园下药，主观动机是毒杀这些鸡鸭，结果却是李安花之女真真误服毒药，被毒成了傻子。两家错综复杂的关系，是这场“喜宴”尴尬的原因。旧年往事，构成了对牧师罗恩典的罪与罚。“老罗喷出的每个唾沫，都像是从那黑烟滚滚的地狱里迸溅出来的火星子，把在场的人都吓得心惊肉跳。”自信的他拒绝参加儿子的婚礼，却被“信众”之一的青年抢劫，在遭到一番毒打之后栽倒在大麦地上。
小说依然充满了作者擅长的地方风物，只是背景放置在河南某县城近郊农村。“龙湖”这个坐标带有明显的淮阳特色。淮阳隶属周口市，过去一直是产粮大区。小说再次搬出物象之阵：麦田、蓝色塑料棚、酒店前的充气大红门、废弃仓库、空气中弥漫的灰尘、薄荷、茴香、芹菜、黄花菜、羊肉糊汤面。在语象上，作者还刻意将宗教文本穿插其中——“他感到胸腔里是翻涌的加利利海，卷起来的粗壮海浪砰砰砰在里面撞击。他的眼神露出信徒的笃定，仿佛正在面对逼迫者施加的火刑。”
在物象与语象之外，是对世相的揭示。小说揭开了河南乡村社会的精神世界一角。儿女远赴外地打工，乡村留守老人精神空虚。牧师老罗过往传教的十年，恰是这一历史加剧的十年——而他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危机。小说晕染了某种启示录式的神秘感——“老罗眼睛适应了黑暗后，拉开灯，突然从木头天花板那里，呼啦窜出数十只蝙蝠，一股浓重的黑云。他们正抬头看的时候，脚边又窜过一群灰黑的老鼠，一道迅疾的灰色河流涌向透光的门口。真真坐在门槛上，黑云和灰河骤然为她分开，瞬息间就融进了外面的世界，不见了，只有真真在那里咯咯笑。”这样的画面，仿佛梵高最后一幅油画《麦田上的鸦群》。
在傻娃娃真真的残疾之下，隐藏着一个天启主题。真真口中念叨着“去吃大宴席”，出自《圣经》（路加福音14章）。“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老罗终将接受来自冥冥之中的惩罚，并在危机之际支开真真使她免遭毒手，来完成自我救赎。通过对复杂人性的启示录式审判，这一篇小说也抵达了前两篇所并未开掘到的维度。
走笔至此，龚万莹三篇新作通过对地方特色物象、语象的出色运用，初步描绘了闽南与河南淮阳独特的地方世相。在当代文学大背景下，这样的写作是具备相当辨识度和新鲜感的。它的存在，一定程度提示了别样的经验与空间，也昭示着“当代文学”可能展开的广大光谱。对于一个文学新人来说，有这样的起点弥足珍贵。据我了解，她出生于福建厦门，海归后在上海外企工作，后远嫁河南全职写作，以一批具有闽南风情的纪实散文初试啼声，同步进行小说创作。闽南、淮阳、宗教——一个作家登陆文坛，能够调动起自己的独特经验，找到自己的腔调，是难得的，更是幸运的。
从更高的要求来说，龚万莹现在所展现的还远远不够。在这些新锐作品中，对方言的使用，如何显得更自然顺畅？散文化的倾向较重，如何在兼顾风格的同时保持人物内驱力和情节反转性？小说中充满许多可爱的观察，然而仅凭观察，要制造小说的幽深感会不会有些势单力孤？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相信她会有更巧妙的解决之道。我们有理由期待她保持和打磨自己的特异性，并以此特异性为楔子持续用力，深深嵌入当代文学固有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