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邻家姑娘总帮我们做针线。她话不多，手巧，全村妇女绣枕头、纳袜底，几乎都用她出的花样。姑娘常年戴一副素净的套袖，显得勤快、干练。
不久，她也送给我一副花细布套袖，告诉我说，戴上它，省衣服。我没有省衣服的概念，戴上后只觉得多了一层从姑娘身上感觉过的那种气质。另外，冬春两季，冀中平原多风，有了套袖，狂风就灌不进袖筒了。
我戴着套袖赶集，买菜籽、碱面;戴着套袖去公社参加“三夏”动员会;戴着套袖起猪圈，推碾子，摘棉花，下山药窖，烫四十个人吃的棒子面……
我回城了。要办各种手续，戴着那副套袖东奔西跑，在各种纸片上盖过二十多枚公章。后来手续办完了，我的花套袖就没了。它丢得很自然，不知不觉。
以后，在熟悉或陌生的环境里，我又见过很多戴套袖的人：严谨的银行出纳，结实的卖肉师傅，托儿所阿姨，传达室老伯，印刷厂捡字工，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工作的需要啊，我想。我没有想过我那副花套袖。
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因事去天津。行前韩映山同志嘱我带封信给孙犁老师。我脸上竟显出了难色，我怕见大作家，尽管他的优美篇章有些我几乎可以背诵。我还听人说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也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叫得都不顺畅。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怎么也忘不掉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
韩映山同志似乎看出我的心思，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老师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了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老师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
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先看到老人的侧面，就猜出了那是谁。
看见李克明同志和我，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目光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感觉到他的关注。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
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
再次见到孙犁老师，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还刮着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老师迎过来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
“您是见老。”我说。
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老师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套袖的颜色是凝重的，但人却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受了这种情绪的感染，我更后悔刚才自己的失口。
我又见孙犁老师，是和六七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子，也没糊窗缝，正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还是先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
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却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次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老人的临时“武装”。我也才想起我有过的那副花细布套袖。在那些年里，一副花套袖也曾“武装”过我的双臂。我一时忘却了客人们的谈论，回想起冀中平原的一切。
一副棉花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说不清。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问过孙犁老师为什么总戴着套袖。也许，他也会说是为了爱护衣服，就像村里那位邻家姑娘告诉过我的那样。但我深信，孙犁老师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不然，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就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联系，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他缝制袜子所付出的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展现的中华民族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天性。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滋养着作家的心灵。
正月已近。“正月里来是新春”，春天是开拓、创造的季节。夜深人静时，我又想起孙犁老师的套袖。我仿佛看到他又坐在那张靠窗的旧桌前，双臂戴着那整洁的青色套袖，开始伏案写作，领略文学这平凡而又复杂的劳动中的喜怒哀乐。
春天永远属于勤劳、质朴、潜心创造着的人。
春天离珍惜它的人最近。
老于一向不喜欢参加同学聚会一类的活动。快五十岁的人了，弄那个干什么?他常跟家里人说，口气里带出点不屑。好像同学一词只能和青少年发生联系，同学聚会一类的活动也只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人才搞。 老于被迫参加过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两、三年前的事了。发起者是班中一个绰号小狼的男生。小狼上中学时就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却精力充沛的坏小子，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些钱，还是瘦得皮包骨头，精力十分充沛。小狼为聚会的事很是把老于寻找了一番，最后才在城郊一所中学里找到了老于。原来老于成人 之后就和所有同学断了联系，现在他是这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妇女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爸爸。虽说老于和小狼二十多年不见，但小狼走进老于的教研室，他们还是一眼就把彼此认了出来。
小狼说，看是吧，还是把你给找到了吧。老于笑着，搓着沾满粉笔末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小狼对老于讲了聚会的事，说，山南海北的同学都让我招呼来了，就差你一个了。新疆远不远?×××，他说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在乌鲁木齐呢，这次专程飞回来;海口远不远?×××，他又说了一个男生的名字，这次也专程飞回来。还有项珠珠，小狼对老于说，项珠珠你应该记得，写作文专和你较劲的那个女生，期末考试总分老比你少两分的那个女生，人 家现任省外贸厅副厅长，也亲口答应从省会赶来参加咱们的聚会，所以老于你不能不去，谁不知道你是当年咱们班的高材生呀。小狼末尾这句话说得老于怪不痛快，怎么听怎么像是对他老于的讥讽。
但那次的聚会老于还是去了，也许他真是为了项珠珠而去。他想起了中学时项珠珠的样子，大脑门，薄嘴唇，小辫子编得紧紧的，背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说不出哪儿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 那时老于暗暗把项珠珠看作学习 上的对手，别的同学呢，全不在话下。中学时的老于很有些目空一切的气势。一次项珠珠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老于便在下一次作文课上，一口气写出两篇内容不同且立意都不低的作文交 与课代表，以压倒项珠珠的风头。他这种令人意外的出众才华当即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和表扬，并给全班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 的印象。那时的老于，还萌生过成为作家的念头。
记得有一回，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文学名著，老于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项珠珠连忙问道：谁?老于故作漫不经心且快而流利地又说了一遍陀氏大名，项珠珠就对他说，你能不能念慢一点?老于内心得意着，那一次的得意始终存在老于的记忆里。几十年过后，当了中学教师的老于回想起中学时光，仍能清晰地记起项珠珠当时的表情和她的问句：谁?----俱往矣!现在的老于感叹着。
在小狼操持的那次聚会上，项珠珠姗姗来迟，比原定时间竟晚出六个小时。几十位同学围坐在一家中档酒店的包间里，听小狼一直用手机和她联络，却原来，是厅里又有了临时的会。好不容易开完会上了路，又遇到高速公路堵车。这样，本来是中午的聚餐就推到了下午。大伙饿得头昏眼花，小狼只给每人叫了一份手擀面，还劝大伙耐心等待，还说谁让项珠珠是咱们当中官职最高的人呢。老于想，什么话，官职高就可以让别人饿着肚子等她?我们是她的同学，又不是她的下级。想着，几次抬屁股要走，见大伙情绪都还高昂饱满，似是专心等待项珠珠，又似是借等待项珠珠再细聊彼此现在的日子。人又这么齐全，还有从新疆、海南飞来的同学也在场，老于就不好告辞了。他听着大伙的闲聊，觉得他这一班同学平庸的居多，话题也琐碎、无趣，这其实是他预料之中的。但他深信他的生活水准在他们之下，这其实也不在他预料之外。比方说他至今租着两间没有暖气的民房，他的老婆是当年他插队从乡下带回来的一个乡村姑娘，现在靠给附近一个农贸市场打扫卫生挣点钱。这些事老于的中学同学不知道。用不着，他想，让他们怜悯他么，那又何必。只待大伙话题一转说起彼此的下一代时，老于才提起点兴致。
他的一儿一女都是聪明过人的孩子，大儿子这年刚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小女儿正上初中，老于认为她形象思维的细胞实在活跃。他想起女儿两岁时，有天晚上他抱着女儿出门散步，指着满天星星问女儿是什么，女儿说，满天都是大米花呀!老于认为一个能把星星说成大米花的孩子，你怎么会不去设想她应该是个诗人呢……
还没容老于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孩子，项珠珠的车到了。项珠珠的到来使全班同学的精神为之一振，连老于也觉得眼前一亮。项珠珠没变，大伙儿说。何止没变，简直比中学时更、更、更什么呢，总之，包括老于在内，所有同学都觉得项珠珠和他们不是一种人。她站在你的面前，神清气爽的样子，你不会觉得她疏远你，可你又决不能轻易亲近她。她和每个同学握了手，跟老于握手时，还特意对他说，她记得他一堂课能写出两篇作文。项珠珠吃饭时也挺随和，小狼说些在老于听来十分俗气的话，项珠珠也不在意。
比如他说要论同学呀，大学、小学都不行，大学时都太精，小学时都太傻，惟有中学同学最亲呀!比如他说有项珠珠这样的同学是我们全体的荣耀，老同学之间可得互相提携呀等等。老于坚信项珠珠的不在意是有意作出来的，越是不在意，越显得她比他们高。
聚会结束时，项珠珠让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把带来的小礼品分赠大家----一种小巧的真皮名片夹。一切都很得体，老于想。只是他没有名片，名片夹他回家后就转赠给了女儿。
那次聚会之后，两年之间小狼他们又搞过两回，老于不再参加，受了伤似的。其实谁伤了他呢，他也不知道。后来的那两次，小狼把宝马开到他家门口来接都没能接动，仿佛就因为小狼看见了他的破院子，他的满手长着冻疮的女儿，还有院子里几只下蛋的母鸡。这没什么，老于心想，住在城郊是可以养鸡的，孩子正长着身体需要鸡蛋补养啊。冻疮不好，那是因为屋里太冷，烧煤又太贵。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冻疮是不好啊，一个女孩子家…………老于安慰着自己，又谴责着 自己，坚持不去参加小狼他们的聚会，脸上几乎带出宁死不屈的神情，以后小狼再也没有找过老于。又过了些时候，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作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老于说是。老于的女儿说，中学还是大学，老于说，中学，同班。女儿说，人家都说中学同学比大学同学亲。老于的老婆就说，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女儿说，又不是别人，她不是你的中学同学么。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吃饭却挺香，不挑食，呼呼噜噜地喝粥，喝得脸蛋子通红。女儿没写过诗，自从两岁时管天上的星星叫大米花之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诗意。可女儿有数学天才，前不久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女儿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老于支持女儿，可他拿什么支持呢，至少他应该让女儿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吧，至少他不该让女儿冻得攥不住笔吧。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项珠珠同学，项珠珠市长。
找找她又有何妨?谁让她总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呢，谁让她是这城市的父母官呢，难道老于不是归她管辖的一个市民么。再说找她又不是为我老于，是为我的女儿啊，她是个人才，人才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是属于民族属于国家的，让属于民族和国家的人有好一点的居住条件又有什么不对呢?
他想起前两天，深夜苦读书的女儿双脚踩在炭火盆的边沿上，炭火烤着了女儿的棉鞋，差点烧着女儿的脚。要是房间有暖气，何至于女儿要围着一只小小的炭盆取暖呢。老于越想越觉得理直气壮，便有些后悔前两次同学聚会没去参加。那本是联络感情的形式之一啊，倘若在那样的场合不断见面，再开口求人办事就显得很自然。不过，即使没有参加那几次的聚会，项珠珠也否认不了老于是她的中学同班同学。这么一想，老于心里安定了。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秘书问明姓名身份后，老于直接和项市长通了话。应该说，电话里的项珠珠是很热情的，热情而不嗦。稍事寒暄，便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那边项珠珠就把家里电话、地址告诉了老于，欢迎老同学有时间到家里去。这边老于硬着头皮问今晚行不行，那边项珠珠沉吟片刻答应了。这边老于急忙挂断电话，急忙到有点不礼貌，生怕项市长变卦。
这晚老于骑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市长家。他被一个面孔清秀的小阿姨让进客厅，然后项市长出现了，和老于面对面落座在两张小沙发上。谈话一开始老于就觉得浑身燥热 ，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的缘故。在他的没有炉火的家里，他需整日这样穿戴，老婆和女儿甚至整日把毛线帽扣在头上。而在项市长温 暖的家中，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就足够了，项珠珠就身穿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长短、得失。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
他提到了作家的想象力，他说他认为很多当代中国作家是缺乏想象力的，他们用借来的想象力填充他们的小说。他说到新近读过的一篇美国小说名叫《热冰》的，他称赞《热冰》的想象力，那是一个投湖死亡的少女被父亲藏进冰库永远凝固了青春的故事。老于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了他今晚的使命。这使他有点内疚，因为直至现在他也没能使谈话赶上正路。可难道项珠珠不该知道这个美国小说么，不该知道他老于涉猎文学范畴之广么，不该知道他生活角色的平淡和他内心世界的高贵丰富不成正比么，那么他应当继续讲下去：裸体的少女被藏进冰库里一只巨大的冰箱，一个下班时没来得及出去、被误锁进冰库的工人，当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准备被冻死时，他发现了那具被冻住的少女躯体，他伸手触摸她那冰冻的乳房，那乳房居然是温 暖的。他依偎住它，那热的冰，竟奇迹般地抗过了一夜 寒冷直至第二天上班的人开了冰库的门。
老于被自己的讲述感动着变得欲罢不能，有一瞬间他觉得这是他给自己提供的一个机会，他已经很久没对什么人谈起过这类感想了，现在连他自己也惊奇自己肚子里有这么多要说的东西。他欲罢不能，由小说又绽开去说起电影 ，他说他在电影 资料馆看过电影 《莫扎特之死》，观摩票是从前他一个学生给弄的。他说他认为这是一部谈妒忌的电影 ，宫廷乐师对莫扎特怀有刻骨的妒忌，他认为莫扎特是横在他和上帝之间唯一的障碍，他必得让莫扎特死。莫扎特终于死了，几十年之后老态龙钟的宫廷乐师却不得不发出最真实的感叹，他说既然莫扎特是我和上帝之间唯一的障碍，为什么莫扎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我还是这么平庸呢。
老于讲到这儿咽了一口茶，并观察了一下项珠珠的表情，他确认她是专注的，没有因为他冗长的讲述感到疲乏。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自己：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
偏在这时项珠珠又饶有兴致地问起老于最近在读什么书，项珠珠的提问显然使老于必得继续偏离房子，他于是讲起有关陈寅恪的一本书，可惜项珠珠没听说过陈寅恪这个人。不过老于并不怪她，他觉得没有道理要求市长一定得知道陈寅恪是谁。后来他又五花八门地说了一大堆杂书，有关二十世纪重大发明的什么硅片啦、阿斯匹林啦、胰岛素啦、核能啦、人工肾啦、超导体啦、射电望远镜啦、因特网啦、心动记录器啦、防窃听 蜂窝电话啦等等等等。他滔滔不绝，心中却一遍遍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求人办事的样子么?这不是请求这是挑衅，是在向这客厅这市长挑衅，拿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 听过的奇闻向他不可企及的这房子和房主人叫板。
他滔滔不绝着，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莫扎特他们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以为他是会步步逼近房子的，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奔逃。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槍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讲，老于差不多要声嘶力竭了。这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走进了客厅，她穿着绒布小花睡衣，睡眼惺忪地依偎进项珠珠的怀里叫她妈咪。老于的叙述被打断了，他有些惊奇地看着项珠珠怀里的孩子。项珠珠笑着告诉老于，她结婚晚，所以孩子才这么小。孩子把老于拉进了现实：客厅，水果，香茗，妈咪……
时间太晚了，有十一点了吧，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去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 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走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热冰啊莫扎特啊陈寅恪啊，他们和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想起了那个叫着妈咪的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假若她早点出场，说不定话题就会由孩子很自然地转到房子上去。他还对那一声妈咪感到十分别扭，那分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优越。他老于的女儿是永远不会管他叫爹地的，可这并不妨碍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会妨碍的绝对不会妨碍!他顽强地思想着简直是大声地思想着，可他的心依旧是憋闷的。项珠珠使他憋闷么?他觉得不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拒绝他什 么啊。那么错儿在哪儿?是哪儿出了错儿?
后来他发现那是因为他到底没能面对项珠珠说出房子的事。他本是带着一肚子请求从家里赶来的，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去。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就像夏日里顶着太陽走路的那些人总想钻到树荫里去那样。现在他心里好过了一点，仿佛就因为这龙盘槐伞状的树冠为他遮蔽了冬夜的燥热 。他于是就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就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把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 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老于回到家时，已是夜半时分。他悄悄推车进了院子，见房间还亮着灯。他知道老婆和女儿还没睡，她们在等待他带回的消息。他站在院子里没有立即进屋，因为他发觉自己又把另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带回了家来：他准备请求老婆和女儿再也别让他去请求市长了。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会一下子不断地处在请求之中，或许到了他这岁数，谁的日子里都会伴随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请求吧。这时老于坚信一年后女儿肯定能考上大学离开家，那么她就会住进学校里有暖气的宿舍。剩下他和老婆两人，又有什么对付不了的事呢。日子会好起来的。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意也无贬意，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意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名峡谷里，很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的海棠花，有蜇人的蝎子草，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出身未必名贵，但上相，黄色卷毛者居多。狗脖子里拴着绸子、铃铛什么的，有颜色又有响声，被训练得善解人意且颇有涵养，可随游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势。比如游客拍照时要求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前做伏首贴耳状。狗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儿待长了也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于做人。
做人累，这累甚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狗。又有人说，做人累就累在多一条会说话的舌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中一岁岁地长起来?少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么疯，长大还得了么?你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呼，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你长大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能有人说你会显摆自己能。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你冒充明白人。你受了表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眼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势，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没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心。
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你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你二百吊钱。你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自己兜着，让时光冲淡委屈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给你下定语，这时有舌头会说你“会做人”。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意也无贬意，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意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细究起来这种说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直正，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德本身就含有对人的大不敬。
记得有位著名美国作家在给他亲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确如你所言成了一个名作家，但我还没有成长为一个人。”此话曾给我极大震动，使我相信学会做一个人本是人生一件庄严的事情。这里所讲的做人并非指曲意逢迎他人以求安宁稳妥，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以求从容潇洒;既不是唯唯诺诺，也不是有意与他人别扭。正如同攻击有时不是勇敢，沉默也并不意味着懦弱。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那时你不会因自己的些许进步兴奋得难以自制，也不会因他人的某项成功痛苦得彻夜难眠。真正的做人当然还包括着在正直前提下人际关系的良好与融洽，卡耐基就说过他事业的成功百分之七十是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你真正获得了如此做人境界，“累”又从何而来呢?若说做人累就累在舌头上(这包括了听别人舌头的自由 转动和我们自己舌头的自由 转动)，我倒同意伊索对舌头的评价，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也是舌头。这位智者还无奈地说就是上帝也无法拴住人的舌头。舌头的功能已有定论，似舌头们的议论这等区区小累又何足挂齿呢。
所以我要说，不管这世上存在着多少拴不住的舌头(包括本人的一只)，不管做人有着怎样的困苦艰辛，学会做人将永远是我一个美丽的愿望。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是人，最好的东西也是人呵!我太愿意做人，从未设想过去做人以外的其它什么。
我相信就是怜悯狗之累的那几位游人，恐怕也不会有抛弃人类的向往。当我们把思绪和注意力从市面流行的以“会做人”与“不会做人”来区分人之优劣、从舌头是好还是坏为题的不休争论中超脱出来，人类一定会更加健康地成长，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心一定会因充盈了更多有价值的事情而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