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最后一天，九月在望。九月，成熟和丰收的季节，大地丰腴，果实金黄；九月，告别和新生的季节，遥远的校园中浮现着陌生的青春的面孔，希望甦鑫，传奇延续。九月，春天的深处，季节的高潮。“一万次秋天的河流拉着头颅 犁过烈火燎烈的城邦/心还在张开着春天的欲望滋生的每一道伤口。”（海子《秋天的祖国》）
依然是九月。我再一次坐在通往南方的列车上。30年了，这是一条熟悉的路线，一次次地，北上、南下，兴奋、希望、疲惫、绝望。如今，列车时速已超300，窗外的景色依然清晰，却已不复当年。北方消退，南方呈现，无关内心的消长。铁路这位曾经懒惰却又忠实的情人，如今却变得殷勤起来。景色变换，这是南去的列车。再次坐在这奔驰的列车上，却没有近乡情怯的感觉。"如今是秋风阵阵，吹在我暮色苍茫的嘴唇上"。（海子《秋天的祖国》）今天，故乡与我无关。今天，我第一次与我曾经的大学同班同学结伴南来，是为了探望一位老同学，一位在敬老院中的大学同学，他的名字叫史秀明。
大学入学30年。20天后，同学聚会即将在北京举行，兴奋的同学们已开始热热闹闹地筹备各项活动，青春的记忆、曾经的来路，一一展开。多么美好！在那个喧闹的80年代的后半期，我们曾一起共度青春，也曾共同与一个光荣的名字结缘--北大，我们共同的母校！但今天，我们与母校背向而行，我们不是去追寻传奇，不是去重续荣光，而是去揭开伤疤，去触碰人生的边界。忙碌、刻板的日子在此刻停止。向南方，时间的褶皱逆向展开；向南方，记忆伤痛；向南方，双眼叠翠，相对沉默。
一．逃亡的旅程
1985年9月9日，经过一路颠簸，赶到北大报到的时候，我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睡眼朦胧中，人开始发低烧。走进38楼314室，蒙头便睡，一天后醒来，发现寝室里7个铺位已是满满当当。我的下铺就是史秀明，他也是国际政治系这一届同学中我唯一的浙江同乡。
秀明来自绍兴嵊县。我关于嵊县的记忆，主要来自之前在家乡所看的"嵊州班"越剧，知道那是有名的越剧之乡，乡间农人，似乎放下锄头，就能依依呀呀唱上两段。在我的心目中，柔软、温情的越剧因而充满沁人的乡土气息。当然还有李白著名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在高中语文课本中就读到过的。"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镜湖就是绍兴西南有名的鉴湖，剡溪便在嵊县境内，这条又名曹娥江的河流是嵊县的母亲河。
（图1，史秀明大学一年级大头照。文内照片除注明摄影者外，皆为本文作者提供）
秀明的样子印证了我从戏曲和诗歌中得来的印象，他高拔挺秀，是我们宿舍7个全属"南蛮子"中的最高者，但一张嘴却是吴侬软语，开学不久班里在圆明园举行第一次班会，他还唱了一段越剧："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钦佩，描龙绣凤称能手，琴棋书画件件会。"越腔越调，明月清风，甚是相配。
当时国政系还没有经历后来的一个系变出三个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政府与行政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跨越式发展"，全系有三个专业：国政、共运和政治学，我们被分在共运专业。在80年代中期的知识氛围中，"共产主义"如若不是已被"污名化"，也已相当不招人待见。而一旦与一个已经"污名化"的名字结缘，你的身份中似乎便刻下了某种"耻辱"的印记。当代中国的身份歧视颇为微妙，且已深入日常生活细节，即使政治正确，也不尽然。班里25位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家庭，虽然高考成绩拔尖，但缺少家长必要的"智力支持"，两眼一抹黑，就被"运动"进了这个前途不明的专业。刚一入学，一位女生到隔壁男生宿舍串门，一位头上顶着"名人之后"高帽的男生，眼目神通，一声"你们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殉葬品"的断喝，说得这位女生当场掩面而泣。进校不久，多数同学也慢慢"明白"了过来，便开始垂头丧气。我自己高二时读了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一心向往北大考古，第一志愿便是考古，当时也不知道第二志愿可以不填，所以遍寻之下，第二专业填了历史系之外唯一一个带有"史"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最后因视力问题，分配至第二专业，说起来也算"自愿入彀"。
秀明似乎是我所知的唯一的专业自愿者。他读书早，第一年高考不理想，又复读了一年，第二年便考上了北大，年龄却与应届同学相同。复读期间，他嗜读马克思，那时候，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正在被热议，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散发着迷人的理论光芒，秀明大概是受这些光芒的吸引，立志要做"中国的马克思"，而自愿进入共运专业的。
我一跟他接触，便体会到了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他跟我说过，高中时每到课间，同学们便相互嬉闹，他却端坐课桌前，一人随着广播，认真地做眼保健操，周围同学取笑他，他却认为这些同学很可笑。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所做所想，也无法体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境和处境，却马上明白他是一位深思独立的人。但在普遍怀疑却又不能认真质疑"共产主义"的氛围中，北大课堂又能为一位好学、敏锐，愿意为共产主义竭尽所思的学生提供什么呢？老师在课堂上照例是照本宣科，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戈尔巴乔夫的Glasnost成了热门课，"共产主义的前提"（Communism as a premise）却被推到了遥远的不知处。秀明显然不满足于这样的知识环境，那些时髦的"运动"又不能为他的思考和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前提"提供什么新的理论刺激。所以，课堂上的专业学习他似乎也兴趣不大。我不知道他这个阶段的具体想法，但我注意到，他看得最多的还是《马恩选集》，而对周围同学（包括我）追逐"新知识"和"新理论"的热情不以为然。
作为文科生，北大的本科课业不重，老师们似乎还在追慕蔡元培校长"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对学生多所放任，课堂极少点名，所以，闲散者晃晃荡荡，课堂上很少见人影，却也很容易就"混"过了四年。不过这看似闲散的四年却也是热闹的四年，不说每学期都有的各种"学生运动"，即便是为了赶各路讲座，也够学生们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之外，秀明几乎把剩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文学书籍的阅读和诗歌写作上。他很少体育锻炼和娱乐，也很少去听讲座，对瞻仰和拜会各路文学耆老和新星毫无兴趣，即便是读文学书，也不是广采博览，一本《草叶集》，可以读几个月。在喧闹的80年代后期的北大，我们都是悄无声息的边缘人，身外的喧腾，内心的波澜，似乎造就了一座座孤岛。身处北京，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过着几乎与乡下没有差别的生活，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乏味的课堂最终消磨掉了我们残存的求知欲，秀明整日窝在宿舍，抽烟、写诗，到点吃一毛五分钱的干烧肥肉。我则除了宿舍酣睡之外，偶尔赶赶各种讲座的热闹，以便消磨时日。对于我们来说，故乡是遥远的，北京是遥远的，甚至北大也是遥远的。
（图2。1986年元旦聚会全班合照。摄影者：不清。）
这是漫长的80年代，未来晦暗不明且遥遥无期，周围是野心勃勃、自视甚高的同学，没有人可以交流。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校园里流行的是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这样的日子持续不长，进入1986年秋天，秀明便开始表现出了烦躁的情绪，他先是撕毁了自己的一些书，继而又扔掉了枕头，烧掉了褥子，用几块砖头垫着当枕头。有一次甚至还拆掉了床铺上的横档，打碎了宿舍的玻璃，坐在314的窗框上，脸上挂着诡异的冷笑。但没有谩骂，没有针对任何个人的暴力。如此几天下来，宿舍里的同学如临大敌，终于坐不住了，大家一合计，便有了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全宿舍的统一行动：大家去找系办，系办不解决"问题"，就去找校办。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深秋的寒风裹着落叶，一团团，像驱赶四散的羊群。我走在同学群中，怅然若失，不知所以，却又木然前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感到对于史秀明来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二院到贝公楼的路蜿蜒曲折，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一位同学注定将离我们远去，我不知道他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什么。
救护车呼啸着将秀明带去了安定医院。这是他入院的第一次，其它细节都已模糊不清，只记得在进隔离间，见医生之前，我带他去上厕所，他站在小便池前，却不解裤带，将一泡尿全都撒在了裤子里，而脸上并无任何表情，连惯常的冷笑都已不见。
再见到秀明似乎已是第二年的秋天，他经历了住院，在家"休养"，又回到学校时候，人已变得白白胖胖，却木讷迟缓。书还是可以看，但更不爱说话，钉坐在宿舍，除了偶尔上课，基本足不出户。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到了这年冬天，医院便再一次向秀明招手。这一次去的是一家位于东郊的偏僻的精神病医院，我已经不记得名字，只记得它的所在地是曾经的"中（国）-古（巴）友谊人民公社"，学校里联系好了医院，但要学生自己送病人。任务落在了我和当时的班长隋伟身上。隋伟是北京人，较为熟悉北京的路况，但我们一大早出发，一路打听、倒车，到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坐在四面透风的公交车上，我和隋伟左右护卫，但周围乘客对我们还是惊恐远避，有一次秀明还是差点将鼻涕抹在周围乘客的裤子上，弄得那位乘客当时就对我们怒目而叱，可见当时秀明已是病态毕露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在走进医院大厅，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远远走来时，秀明突然变得安静了，脸上不知何时挂满了泪珠。一路颠簸，小心环伺，我当时已不胜其烦，也深信秀明入病已深。但看到他惊恐的泪眼的那一刻，我却又彻底地怀疑了：疾病与健康，精神的明朗和晦暗之间，界限在哪里呢？谁说得清？请告诉我！
冬天的京郊寒风彻骨，陌生的地名，漠然的面孔，肮脏的小餐馆，如置身陌生的敌国。秀明进了隔离病区，从此彻底告别了314，告别了85级。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他，依旧白白胖胖，脸上间或有木讷迟钝却又灿烂的笑容，却已彻底无法沟通，问他什么事，简单答几个词，便再无只言片语。再到下学期，他便是86共运班的"学生"了，搬到了西南门靠近马路的43楼。对于我来说，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偶尔几次去看秀明，却惊奇地发现，他现在宿舍的上铺，一位来自黑龙江、祖籍浙江的清瘦的师弟，也是"精神病患者"。寝室里6个人，两位"异常"人士，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相处的？班主任陈育国每次都笑嘻嘻的，像个大男孩，听说精通四门外语，雅号"陈四国"，几次在宿舍里遇到，捋袖展臂，吆喝着要与大家掰手腕。那时，北大的空气中已孕育着一触即发的暴躁的因子。我们也已是高年级的本科生，同学中进一步分化，或"高升"，或"隐逸"。我也开始真正为自己将来的饭碗担忧，停止了漫无目的地乱翻书，将眼光停留在了外语书上--既然知识无法使人安顿，那就多识几个洋文，总可以为不久的将来糊口备用，这是别人告诫，也是我自己的对自己的承诺。秀明守在马路边的西南门，蜷缩在自己未知的黑暗世界中，少人过问。
89年初夏闷热的一天，我去他宿舍看他，他反常地跟我说了一些话，说昨晚去了中南海，门口的武警竟然没有拦他。说完脸上又露出了诡秘的笑容。我蓦然转眼，看到了他床铺侧墙上自己手书的一幅字："无欲无求，无所畏惧。"我看着他异常兴奋的双眼，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宿舍外已是一个呐喊、激进和表演的舞台，整日呆在宿舍里的秀明是多么的孤单啊，他回归内心的路究竟有多漫长！
89年的盛夏，我毕业离开了北大，离开了这所至今"没有老师的母校"。秀明从此便杳无音信。
再一次见面，已是入学30年后的今天。
2105年8月的最后一天，大学四位同班同学：樊敏非、我，柯永校、刘电文，自南，从北，一起汇聚史秀明的家乡浙江绍兴嵊县--如今已改称嵊州，去探望在剡湖街道敬老院中的史秀明。从外表上，此时的秀明已与一位江南老农民毫无二致。见到我们的那一刻，他从敬老院餐厅的一张凳子上站起来，给我们让座。手中拿着一张广告纸，还用那张纸在凳子的表面扇了扇，似乎想要拂去表面的灰尘，接着又用手抹了抹，有点不知所措。秀明给我们倒茶，我们喝茶聊天。秀明在边上似乎听着，却不发一言，问他话，回答的也只是只言片语。却总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咧嘴笑时，露出了一嘴已被烟熏得漆黑的牙齿。
（图三，嵊州剡湖街道敬老院中的史秀明。）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了一个大早，赶到敬老院，带着豆浆油条，跟秀明一起吃早饭。吃完早饭，我们准备跟秀明一起，从他所在的风火岗敬老院，徒步走到他出生和长大的下碑山村。秀明在前面带路，转过一个小山坡，山上植被茂盛，茶树、花果树层层叠翠。转过一个弯路，却发现前面在修路，已无法通行。我当时纳闷，秀明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条路呢？待到回过头来，走另一条田间小路婉转而行，我才明白，秀明其实要给我们带一条景色更佳的山路，让我们体会山阴路上的美景。
田间小路穿行，山阴路上，绿草如茵。一路走田埂，穿村庄，从风火岗敬老院到下碑山村，单行一小时，秀明带路，急行不止。所经各村，犬吠人行，路人似乎都认识他。这五六公里的路，是秀明每天最乐于做的功课。
下碑山村背山面水，背后的山里听说已挖出了温泉，村子所在的这一片便被全部征收和开发为旅游区了，不远处的山里，已造起了一栋栋高级别墅。几年以后，这里的面貌也许将大为改变，我不知道秀明到时还能否像现在这样，顺利地找到回家的路。
走在公路上，猛然抬头，头顶的广告像招幡一样飘荡，上面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山阴路上，时光停留。"金钱是否能买到时光的驻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秀明已永远地停留在了他的时间里，做了他故乡的守望者。"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秀明终究是鲁迅的同乡啊！
（图四。走在通往下碑山村的田间小路上。摄影：樊敏非）
86年春天，英语系师兄西川写过一首诗《起风》：
起风以前树林一片寂静
起风以前阳光和云影
容易被忽略仿佛它们没有
存在的必要
起风以前穿过树林的人
是没有记忆的人
一个遁世者
起风以前说不准
是冬天的风刮得更凶
还是夏天的风刮得更凶
我有三年未到过那片树林
我走到那里在起风以后
这是我与秀明一起读过的诗，当时秀明对诗中透出的"小情调"并不以为然。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一次踏进同一片树林，面对起风以后裸露的土地，我想问问秀明此时的感受，但他铁一样的沉默使我无以开口。我们无言地走向他久已废弃的老屋。
85年上大学，89年毕业工作，2000年再重新到北大中文系上学，对于我来说，短促、喧闹的80年代，漫长、挣扎的90年代，似乎是一个不间断的"逃亡"的过程。逃离故乡，逃离亲人；逃离初心，逃离曾经的理想，一路丢盔弃甲，奔向茫茫的未知。秀明终于未能逃出急促的80年代，他扑倒在漫长的90年代的入口。他是我们共同的80年代的守护者，如此想来，把一切都锁进沉默中的他，未尝又不是最彻底的"逃亡者"呢？
二．我要做梦想的孩子，我愿做爱情的烈士
秀明是一位寂寞的诗人。他读了五年北大，却终于没有读完大学二年级，没有毕业证书，甚至没有肄业证书。他与北大的关系，是非常干净的，他在北大走过，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的北大印象，只残存在同学的记忆中。
在他永远迈不过的大学低年级生活中，写诗是他最大的爱好。秀明写诗的方式比较随意，想写了，就随手写在什么地方，一张纸上，一个本上，或书的边边角角。在38楼314的时候，我知道他有两个专门的硬皮本，用于抄录他认为重要的习作。90年秀明离开北大，回下碑山村务农养病。母亲帮他联系了村里的小学，他在学校里任代课教师。秀明这几年的生活现在已无从稽查，母亲是唯一的见证人、苦难的承担者，但现在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不便打扰。妹妹秀英当时年幼，不谙家事。现在已知的是，93年春天，秀明的疾病到了狂暴的高潮，他烧毁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捣毁了家里的门窗家具，甚至伤害了自己的家人。从此间断性地求医住院，走上了物质的绝对贫困和精神的晦暗不明之境。这次与秀明的妹妹联系上后，她从一位邻居女孩（秀明曾经的学生？抑或曾经的爱慕者？）处找回了一些残稿。这是18个香烟壳和一张从小本上撕下来的纸条，香烟壳的背面写满了字，它们全部写于1992年，应该是秀明尚有清醒的创作意识的最后阶段的文字。文字中包括两首诗，三张钢笔画，其它都是一些思想性的札记。
由于保留下来的文字太少，目前已无法辑录秀明的文字。现在看到的秀明的残稿中，我们能看到一个顽强的灵魂如何积聚起自己生命中残存的最后的一点清醒意识，对整个世界发起奋力的冲击，像一个即将走上祭坛的圣徒，献出自己的灵魂、身体，发出对美、爱和智慧的不竭的咏唱。
他的世界里没有一丝杂质。
身处山河包围中的小山村，疾病、贫穷如影相随。乡亲们从事着苦役般的田间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娶妻生子，繁衍生殖。对于秀明来说，这却是"关不住"的山，他的心在遥远的高远处。"在这阴暗的山谷，只有上帝才知道爱。不要妄谈生殖、家庭、上帝。"（Men of Wisdom。以下引文都出自上述写在18个香烟壳中的残稿，不一一注明，只注明所引篇目之名--引注）他思考、想象和设计着绝对的美、善和智慧。在一篇名为《智机·善良·美貌》的札记中，秀明表明了他的看法：
心有灵犀一点通。善良的苦恼是最惊心动魄。善良的合理内核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要素，是根植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养分；善良是欢快的内倾，是和谐的统一，是人类世界和平演进的纽带。智机的善良排除了想当然的误合。只有智机的成熟老练，只有智机的变化发展，只有智机的时代空间。而智机的谬误给善良带来了孤独、压抑以及丑恶的不可动摇。
历史的真实是积善成德、信仰万物，是善良的奋发团结，是创造了善良，是善良的创造。美貌的创造是智机的勇敢，因此，美貌也是智机的抽象。主、客体部分导致名义不正、善良的苦恼、品德与人伦的异位。善良的运动，美貌才会智机地实用，历史才会合理合情地向前发展，人的美貌才会有交流。
科学的美，美的科学，这是善良的抗争，也是历史车轮一样的节奏。所以，有智机的美貌，有美貌的智机。但是，物质的世界、人（类）社会的现实并没有给予善良以智机与美貌。客观世界，没有美貌的智机，也没有智机的美貌。只有善良的奋斗，只有智慧的抗击，才是历史的使命，生命的历史。
智机、善良、美貌，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物理的真实；是科学的美，是美的科学。
风光霁月，善良、美貌、智慧齐备，这是怎样的一个"美丽新世界"？！但智慧、美貌、善良如影相随，缺一不可，因此，也许是为了保持美的统一性，秀明甚至还将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海媚"，似乎只有一位集美貌、善良、智慧于一身的海伦一样的女子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图五，史秀明残稿之一。）
对于美和爱的思考似乎主宰了秀明这一时期的写作。他不仅将美与爱提到了本体的高度，而且将其贯彻于现实的微观生活，从而拒绝历史，拒绝历史对美与爱的蒙尘和玷污，也因此，他的写作中间或会爆发出某种敏锐的现实感。在另一篇署名陆美，题为《心灵·爱意·美人》的札记中，他写道：
心理现实主义是由微观生活得到。从个人在社交场合的生活勇气到创造世界的抽象意识，无不反映出心灵的热情及清晰。纯洁的状态。风月灯花，明媚暗美，在热情奔放的时日表现了人的雄才大略，色胆如天。
民族文化屈从于谁的意志是以历史的创造性和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之领导人的臆旨（疑为"旨意"之误--引注）决定的。广袤的宇宙，爱意丝缕不及于时空间隔。而没人的养育与文明的消灭使得权力与爱情成了本我之上的超我权力。爱情是神圣的，方法之尝试不及（疑为"绝"--引注）于耳。而后，单方面的经济使神圣的美明灭难寻。
词汇、经验、政策论证了心理现实主义是文化在历史上的抉择，是英雄品德的进步，是哲学时代的更替，概念的基因重组。
美人往往博古通今，来焉莫见，去焉莫追。而美人们恰恰是政治家的资本和后院智谋。物理事件的原由是美人生命力的源泉，这一推测的不完善显示了政治的至高无上、神秘莫辩。现代政治抛开了文化的原始面貌而进入符号的诗意角逐。古典的沦丧带来了人性化的一切。这样就显示了得心应手、融类旁通的整块时间。文化的个性使人的心理成了一体。权力不能集中是美人和英雄面对大能源现实所感悟表达的人生警格。历史的底地是：没有比速度更可怕的了。
这篇小文写于1992年。那年，新时期的"历史巨人"在中国南海的海滨"画了一个圈"，中国由此迈入了全面市场化的快车道。也是在那一年，我在中央编译局也进入了翻译公司，收入由此有了十倍的增长。秀明深处绍兴边缘的山谷里，我不知道他何以感知时代转向的巨大速度。"没有比速度更可怕的了。"这惊心动魄的脱轨的决心发生在一个病人的内心，面对时代呼啸而去的速度，没有趋炎附势的艳羡，甚至没有一丝的祝福。
去歌颂一位"精神病人"是可耻的，因为这面临着歌颂者背身苦难、无视病痛的危险。我们的大学时代正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校园开始流行的时代，北大心理系据说也是以变态心理学研究著称，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潜意识"除了为日渐强势的个人主义，为即将来临的物欲时代增加一块块心理的垫脚石以外，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新的东西。我多次与所谓的"精神病人"打交道，比起工于算计、深文周纳的"正常人"，我宁愿将我的赞美和祝福献给"精神病人"的敏感、深刻和勇气。
美和爱像一对翅膀，让秀明飞升到了俯视众生的高度。在自己的王国中，他是仁慈又暴虐的国王，他像上帝一样体恤众生，泛爱万物，他又像暴君一样孤独易变，似耶稣钉上了十字架，似暴君万箭穿心，展露于众。
（图六。史秀明残稿之二。）
仅存的两首诗是秀明仁慈、泛爱而又暴烈的内心的最后展示：
云雾缭绕之花衣裳
美光之脸畔肌肤
滴绿之芭蕉之和蔼岁月
热情飘渺，爱情难移
彬然追寻温温的记忆
热情依旧，痛苦依然
滥交之妻妾，凄切之红红长亭
江山易转，人性难老
粉粉桃花春潮沫
重临旧址大地披盛装
海阔天空品质远
神仙奇妙地衍化（两字不清）之功德
（《圆明园之史诗》，1992年）
长期的准备滥杀个人
幽默得让人窒息！
永恒的反抗精神才象太阳之神光
照耀纯金一样心灵的宫殿！
我没有爱的缠绵
我不要阴性的爱！
揭露罪过！
人生永繁！
我是新的沙漠
我是静的海洋！
我是权与能的上帝！
不要爱的阐释
不要爱的教诲！
我是太阳的化身
我是金钱与美女的翻版！
我能飞到每一座心灵的宫殿！
我是永恒的力道
我是爱的诺言！
（《格得克海·山甲圣颂》）
秀明的诗歌绝少文艺腔调，也没有学院气息。在314时期，他就很少看同时代人的作品，也不结交所谓的"诗友"。在我看来，他的诗歌和思考大多得自于天成。但在当代诗歌的序列中，我还是想把秀明的诗歌归入差不多同期校友海子的阵营。那是一个天才的阵营，是梦想培育的光芒四射的孩子，他们从贫困中走来，被内心创造的冲动和痛苦驱赶，面对未来，无所畏惧。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籍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以梦为马》
海子这首写于1986年的诗也是秀明彼时境况的写照。我不知道在89年海子自杀后的诗歌"造神运动"中，秀明是否读到过海子的诗，但就气质和追求而言，他们是相通的，在通往梦想的苦旅中，他们是义无返顾的同行者。
转过山路和河湾，是一片开阔地，下碑山村坐拥这片肥沃的土地，迎接着远方的访客。这是秀明的家乡。走进下碑山村的那一刻，我想到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开头："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滨，有一个祝英台，秀丽聪明。"嵊州是越剧的发祥地，秀明的父母想必是越剧的爱好者，他们给秀明起了一个像来自戏词的名字，而秀明其人也好像是从戏中走来一般，玉树临风、纯净爽利，且深情款款、执着热烈。越剧是爱情的歌咏者，中国文学中著名的爱情烈士祝英台和梁山伯就出自于绍兴这片多情的土地。
秀明是爱情的信仰者。但他的爱情脱俗、抽象，几乎与具体的对象无关。大学入学不久，秀明喜欢上了一位女生，写诗示爱，但并没有得到回应。我不清楚这件事在秀明的心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我曾看到过想象中的爱情"降临"到他身上时的样子。那一次，他借了心仪女生的自行车，骑车回到宿舍，兴奋异常，当即赋诗一首《骑着你心爱的小车》，诗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写得酣畅淋漓，异常地充满人间之气。开头两句："我骑在你心爱的小车上，阳光扑面，幸福溢满......"只可惜这是想象中的短暂的幸福。"幸福"终于是秀明词典中难以寻到的词汇。
那段时间，我们有一次曾结伴夜游圆明园。在星空照耀下的大水法废墟上，秀明告诉我，他的理想是成为马克思，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的未来思考。马克思会为燕妮写情诗，但绝对不会为此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美是绝对的存在，"请把良心早早地出卖给真正的女人"，但不要去占据别人的意识，要给人自由。
星空朗月，我似乎能捉摸到秀明想象中的美人，但又模模糊糊，无法表达。将近30年后，我看到了秀明的一段文字，似乎另有所悟，秀明在这个总标题为《英雄国》的札记的第二段写道：
思美男人象太阳，从痛苦的黑夜跃升在高高的山顶之上。欢乐是狂人烧燎着的火之舞蹈。人的力量，性的动力，碰撞的权力。啊！多么美丽，多么清新的人类，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听啊，残留的寒夜生出了金美的人情，生出了新的光明。万物都带着喜悦的表情有了转动的思索，在历史的延续处飘洒灵秀。河川，道路，足迹，呈露生命恒新的旋律。日子超乎想象地给我们不断地增添志气与美意。
在这段文字的上方，秀明写了"一九八五年十月"这样一个时间标识。因为可以肯定，秀明现存的这些文字都写于1992年内，他标识这样一个时间，也许是想表示这是他摘录的写于1985年10月的一段文字，但更可能地，这是为了表明他1985年入校不久之后的一种心境。这是他情窦初开的季节，对美的渴望如此刻骨铭心，但这个"思美"的男人从一开始就象《快乐的知识》中的尼采一样，如日之升，如日之落，热烈、孤独，燃烧殆尽。
秀明的爱是抽象的，也注定步他同乡先辈梁、祝的后尘，坚定而绝望，成为爱情的烈士。
越剧《梁祝》最后一场，英台赴山伯坟前吊孝哭灵，至为嚎啕："一见梁兄魂魄消，不由我英台哭嚎啕。楼台一别成永诀，人世无缘同到老。梁兄啊！我以为天从人愿成佳偶，谁知晓姻缘簿上名不标；实指望你挽月老媒来做，谁知晓喜鹊未叫乌鸦叫；实指望笙箫管笛来迎娶，谁知晓未到银河就断鹊桥；实指望大红花轿到你家，谁知晓白衣素服来吊孝。"我知道，这种充满民间伦理和人间快乐的情调是秀明所不乐于追求的，他的爱情想象抽象极致，杜绝人间烟火，无关社会构造，甚至人类繁衍，那是绝望的人的快乐的悲歌。但英台最后为爱不惜赴死的决心却是秀明所能认同的："梁兄啊！我叫梁兄兄不应，英台好比箭穿心。你多愁多恨成千古，我形单影只何以生！我与你海誓山盟生前订，地老天荒永不分。"这是爱情烈士的逻辑，绝决，绝望，它灌注在秀明的血液中，只是人间快乐的水汽却已蒸发。
三．Vogelfrei，放飞的自由鸟
2015年8月的最后一天，嵊州剡湖街道敬老院最年轻的"养老者"史秀明接到了我们代表同学送去的一条中华香烟，他当即打开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香烟已是他不可或缺的"粮食"，漫长岁月中最忠实的伴侣。临走前，我们跟随他走进了他寄身的房间，他的铺位靠近窗边。床铺经过整理，被褥也已折叠，比起同屋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整洁很多。床头窗框上，挂着洗好的内裤，似乎就是三十年前用过的同一款式。秀明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抽屉里干干净净，空无一物，他把那条珍贵的香烟放进了抽屉。
告别之际，我们在敬老院的院子里合照。秀明不知何时已将体恤衫的扣子整齐地扣好，他挺直腰杆，影像定格的一瞬，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图七。入学三十年后，史秀明与前去敬老院看望的同学合影。）
回到宾馆，同行的同学执手唏嘘。敏非眼含热泪，不住感叹："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看他的抽屉......"永校也不住摇头："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庭，没有女人，没有孩子......"长久的沉默。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如今的所谓中年"社会中坚"，面对身边的绝对贫困，已是手足无措。
秀明幼年丧父，听说生父上山砍伐时死于山上的滚木。母亲带着他和哥哥改嫁，又生下了妹妹和弟弟。继父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农民，不仅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四个成人，还供养他上了大学。这是一个原本清贫却仍幸福的家庭，但秀明的生病却开启了苦难的闸门。秀明生病回乡后，哥哥去上海打工，就在将要成家，境况有所改观之际，却不幸罹病，口吐鲜血，暴病而亡。继父不堪接踵而至的打击，93年，也即秀明身体彻底崩溃后不久，仰药自尽。一个贫穷却顽强的家庭，自此分崩离析。秀明也成为了游荡在乡村中人人侧目的"癫子"，风餐露宿，万人耻笑却又耻笑万人。后来同母异父的妹妹读完了师范，回乡任教，一个家庭才又重新汇聚。秀明也在5年前住进了敬老院。
秀明回乡25年，一直拒绝像一位普通的农民一样从事田间劳作。看起来，他也拒绝与人交流，没有真正的朋友。他为何作此选择，原因至今不明。
秀明是原初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马克思将绝对贫困意义上的无产者称为Voglefrei（象鸟一样自由的人）。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有完整论述，他认为，正是现代大工业把先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工人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从而被置于法外的无产者，即Vogelfrei。也就是说，在处于原始积累的现代性的开始阶段，无产者获得了两次解放：第一次，它被从主人的财产之下解放了出来(即从奴隶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第二次，它从生产工具下"解放"了出来，与土地分离，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无所出卖。马恩的这一说法被当代后现代主义左翼接了过来，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将一种非地方性的"共同之名"归入穷人名下，因而认为，穷人的名字应该与一种生活，一种解放了的生活和一种解放了的生产联系在了一起。也由此，他们将50年代早期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 和赛萨尔·扎瓦蒂尼（Cesare Zavattini）在电影《米兰奇迹》(Miracle in Milan)的结尾中，让穷人骑着扫帚腾空离去的情景，解释为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表达。
秀明在一篇名为《社会主义，达达主义，象征主义》的短札中，刚好对这一问题有过思考。他写道："现实主义面临静止的回复。使我们放弃了收获过的土地。""达达主义、象征主义是面对了社会历史在某些小环境的荒谬而产生出来的希望与欲望的扭曲表现。只要能表达，只要能冲破笼络，只要能努力，就会去打破黑暗阴诈的牢监。""达达主义、象征主义是人性的增长见识，是社会理想的奋发向上，是生活纪律的积极创造。社会主义就需要达达主义、象征主义的自由民主意识，需要达达主义、象征主义的理想理性品质。"我相信，如果今天秀明还能清醒地思考和表达，他会认同从马恩到奈格里和哈特的这一论述的。
在这样一篇文章中讨论理论问题是不合时宜的，这里，我只能拿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秀明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穷者，属于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他一无所有，但他是那片土地的守望者。在入学30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各归其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但"人生而无不在枷锁中"，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放飞的自由鸟"？我无法回答。
在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凯旋式的结尾中，马小军与他那帮曾经无法无天的伙伴们驾乘一辆巨型敞篷凯迪拉克，迎着朝阳，拐过街心花园，穿过迷宫般的立交桥，徐徐行进在新近铺成的迎接"新世纪"的大道上。这是在90年代的开端。在我看来，这个夸张的结尾犹如一个患有巨人症的青年的肥大的手掌，张扬在一个狂躁、精壮的青春的躯体上，那么刺眼，那么不协调。它以某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神话般的结局，预示着马小军们最终告别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了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了醋"(王朔《动物凶猛》)，一脸迷茫的少年马小军（夏雨）"进化"成了志满意得的中年姜文。在凯歌般的汽车喇叭声中，这班昔日的"战友"，如今的"成功人士"欢呼着向往昔的精神家园呼唤："欧伦巴！"他们等待着那声熟悉的回答："古伦木"。他们曾经无数次地从这种毫无意义却是仪式般的，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其中意味的"切口"中获得过满足和快乐。然而，那位曾经风雨无阻地守护着他们的家园，驻守在大院门口的"傻子"，那位象骑帚的天使一般守护他们精神领地的无言的守护神，他符号一般的胯下的木棍不见了，褴褛的衣衫换成了蹩脚的西装，他以一声"傻逼！"彻底宣判了马小军们与过去的断裂。这声"傻逼"可以是对他们过去生活的否定，也可以是对他们如今生活的鄙弃，更可以是对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连接过去与现在生活的猛喝。在这一声连头也不回的"傻逼"声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戛然而止，马小军们走向了空洞的黑暗。
城市中潜伏着无数的秘密。
回程的火车上，高铁以飞一般的速度向北疾驰。我陷入了沉沉的昏睡，心却似乎在不明的混沌中飞翔。
陆地淹没了
你就在海上飞翔
海洋干涸了
你就在天上飞翔
天雷滚动了
你就在火里飞翔
火焰熄灭了
你就在苦难中飞翔
过去倒下了
你就在未来飞翔
未来退却了
你就在现在飞翔
现在迟疑了
你就在心中飞翔
心灵败坏了
你就在创造中飞翔......
秀明，"欧伦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