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冷静思考帕斯捷尔纳克（黄灿然 译）

对那些早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国际声誉之前就已经熟悉他的诗歌的人来说，1958年授予他的诺贝尔奖有点反讽。一位在俄罗斯只有阿赫玛托娃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诗人，以及一个传神的莎士比亚译者，得去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那部长篇小说还得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然后斯拉夫语国家诗人们才第一次通过他来获得斯德哥尔摩的评委给予的荣誉。要是这个奖早给帕斯捷尔纳克几年，就不可能有各种疑虑。如今情况如此，这个奖便有一种苦味，并且很难证明西方读者对东欧文学真正感兴趣——这与瑞典文学院怀着良好的意图相去甚远。

在《日瓦戈医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陷入了那种对任何作者来说都将是梦魇的含混中。虽然他总是强调他的著作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被环境打破了。在俄罗斯，他惨遭漫天辱骂，因为他写了一部没人读过的长篇小说。而在西方，他获得众口交誉，则是因为他写了一部与他一生的劳作不相干的长篇小说：他的诗歌几乎是不可翻译的。谁也不希望自己被变成一个符号，不管他被赋予的符号特征是勇敢骑士的，还是妖怪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根据他所重视的成就来被评判，而是变成基本上不是他的意志所能控制的外部力量的焦点。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帕斯捷尔纳克可以说失去了他的人格的权利，他的名字成了某个事业的标签。我绝无意把那个事业简化成短暂的政治游戏。帕斯捷尔纳克代表着那个被庞大的国家机器连同其所有警察、军队和火箭怀着憎恨针对的个人。对这种困境的情感反应起源于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我们时代已经被合理化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俄罗斯同僚们的可耻行为——那些作家站在权力一边，反对一个仅以一支笔武装自己的人——创造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局面；如果在西方人们的同情都给了哈姆雷特，而不是给艾尔西诺的朝臣们，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然而，批评家把注意力集中于《日瓦戈医生》，延迟了对帕斯捷尔纳克总体著作的评估。我们现在目睹的，很可能只是朝着那个方向的最初摸索。我在这里的尝试，与其说是要做一次近于平衡的评价，不如说是要强调他的作品的若干方面。

我是在三十年代开始阅读他的诗歌的，当时他在波兰文学界备受推崇。这是《第二次诞生》（1932）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此后，这本诗集里某些“歌谣”的节奏便在我心头萦绕。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波兰读者眼中并非什么外来动物；恰恰是他诗歌中熟悉的东西给无保留的赞许构成某些障碍。尽管波兰诗歌与俄罗斯诗歌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但是那些在世纪初被“现代主义”潮流胜利地塑造的诗人，因其世界性的阵型而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之处。帕斯捷尔纳克因其对诗歌的处理手法，而可以被置于一个精神家庭中，约略处于博莱斯瓦夫·莱希米安与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或尤利安·杜维姆之间某个位置，莱希米安在帕斯捷尔纳克青春期的时候就已进入成熟期，伊瓦什凯维奇和杜维姆则小帕斯捷尔纳克几岁。现在，事实是，这些著名人物所代表的诗学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失效了。赢得“前卫”之名的青年诗人口头上对他们的前辈获认可的光彩奉承一番，却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们，且常常公开抨击他们。虽然存在着所谓的文学运动固有的各种信口开河，但某些严肃的问题却是非常关键的，尽管被关于隐喻和句法结构的争论所遮蔽。这些争吵证明是有成果的，并在后来赋予当时参与争端的作家一种新的视角。但是，就帕斯捷尔纳克被传统主义者——从象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音调响亮”的诗歌的坚定支持者——用作论据而言，他也得分担他的盟友们的命运，既受青年人尊重又不被他们信任。

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我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是受了过去数十年间波兰诗歌的发展影响的。基于别的原因，我的态度也不同于一个懂俄语的美国人和不同于一个俄罗斯人。我的斯拉夫耳朵对俄语诗歌的脉搏很敏感，然而我依然保持警惕，带着不情愿接受俄语中固有的韵律魅力，这种不情愿可以由西方斯拉夫语例如波兰语和捷克语较柔和的加重音来解释。也许我因此失去很多，但它使我对催眠师的姿态有更大抵抗力。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声誉我绝无怀疑。在1954年（《日瓦戈医生》出版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预言莫斯科有一天会竖起帕斯捷尔纳克的雕像。

诗人的形象

我们现在距俄国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当我们考虑到这场革命原本被期待要结束作家和艺术家的异化，进而开创一种前所未闻的全新诗歌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今日在俄语诗歌中的地位是令人惊骇的。毕竟，他的性格形成期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技艺仍遗留着那个时代的某些习惯。如同他在其他国家的同代人，他吸纳了法国“受咒的诗人”的遗产。在每一个前卫运动中，通过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而表达出来的本土传统，也许要比任何外国的影响都来得更重要。然而我不关心文学系谱学，而只关心决定诗人的策略的形象——诗人自己的形象和他扮演的角色的形象。十九世纪法国诗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形象，该形象多少得益于德国浪漫派次要作家和埃德加·爱伦·坡的帮助；这个形象很快成为国际前卫运动的共同财产。诗人把自己视为一个脱离服务于虚假价值观的社会的人，一个“地狱城市”的居民，或者，不妨称为荒原的居民，并满怀激情反对它。他是唯一追求真正价值观的人，意识到周围的虚假性，并且必须因为这种意识而受苦。无论他选择反抗还是沉思性的为艺术而艺术，他的革命性写作技巧都起到了一个双重作用：摧毁用某种冻结、遗传的风格传播的机械化意见和信仰，以及突出他远离那些过着虚假生活的人的习惯。乐观主义的市侩们垄断的思辨思维被宣称是禁忌：诗人进入另一个领域，更接近事物的核心。关于两种语言的理论被提出来：抒情语言代表自主，不能被翻译成任何适用于科学语言的逻辑术语。然而诗人必须付出代价：存在着各种限制，他不可越出这些限制，去与读者保持沟通。鉴赏家是寥寥无几的。精致或托尔斯泰所称的细化，是可以自我存续的，如同毒瘾。

诗人的这个困境，依然纠缠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把它投射到过去。然而其他时期的伟大诗人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世纪，遵从共产主义的诗人怎样厌恶于现代诗愈来愈收窄的范围，于是投身于思辨思维的阵营，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它新的特权，因为它是以历史乐观主义为依归的（但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那种历史乐观主义）。而思辨思维，不管是化身于警察身上或仅仅安装在诗人心灵里，都会摧毁他们的艺术，常常还摧毁他们的个人。至于西方，精致或细化一直都在如此成功地摧毁诗人，以致刊登在杂志里的一首诗会被每一位有自尊心的读者回避。

我们在帕斯捷尔纳克早期诗中看到的诗人形象，呼应了世纪初各文学流派所珍爱的类型：诗人是一个神秘、躲避的生物，根据他自己的法则生活，这些法则不是普通凡人的法则。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当一位诗人在恋爱，便是一个无处安身的神在恋爱，于是混乱又再次爬出来，进入这世界，如同化石时代那样。”一个天生具有超视角的感觉器官的人，逐渐发现那个使他与世界疏离并把熟悉的现实转变成幻境的个人命运：“于是，突然如一声叹息，大海打开，溢过围栏，涌向房屋所在的地方；于是抑扬格开始。”事物那怪异、不协调的核心向诗人袒露。他被透过他说话的自然力所征服，他的文字是魔咒——他是一个萨满，一个巫医。

这里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经验。我那一代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波兰同代人的责备，与其说是责备他们的某种文学技巧，不如说是责备潜在于他们诗歌那摇来晃去的抑扬顿挫中的某种哲学。例如，尤利安·杜维姆，虽然他在幻觉方面与帕斯捷尔纳克有相似之处，但他却是被一种有计划地鄙视所有计划的态度塑造，被一种对“生活”、对“生机”的崇拜塑造，被那种弥漫着亨利·伯格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文化气氛塑造的。他从他青年时代热情的活力，向一个被阿波罗折磨的卡珊德拉的可怖尖叫演进，但永远都是一个处于恍惚状态的萨满。理智上的无助——尽管被妒忌地辩称为“神圣的天真”——在他身上是很典型的，一点不逊于他几乎所有在1912年或1913年前后开始写作的波兰同行。他们似乎要躲避那个对我那一代人来说难以解决但非常压抑的困境：对我们来说，从论述的日常杂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抒情流、一种诗歌风格，是不够的，诗人还必须是一个思想的生物；然而在我们努力把一首诗建构成一次“心灵行动”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障碍：思辨思维是卑劣的、狡猾的，它从里面耗尽一个诗人的内部资源。不管怎样，如果说现代诗一直都在抛离传统格律和押韵，那也不是因为潮流或时尚，而是希望阐明一种新风格，恢复情感元素与理智元素之间的平衡。

帕斯捷尔纳克在传统格律的框架内达致完美；我们还可以说，他的成熟期的智慧是慢慢和有机地从他在青年时代与很多诗人共同认可的诗人形象中发展起来的。他的诗歌是以押韵的诗节写的，主要是四行诗节。他的实验包括发明难以置信的半谐音，以及使每行诗负载达至极限的隐喻。似乎这样的过剩原应使他倾向于寻找一种有别于纯粹音乐性的建构原则才对。也许帕斯捷尔纳克担心，如果没有了统一的抑扬顿挫，他那个闪烁着一片片色彩和光影的世界就会解体。他常常是一个穿紧身胸衣的变戏法者，仿佛是为了在读者眼前加强他的技能而穿着它似的。碰巧，在他对格律的依附中，他至少在外表看来满足了官方的需要。说来也奇怪，在俄罗斯，格律和押韵由于统治者决定把艺术和文学冻结在它们往昔的“健康”阶段而成为政治尊严的一部分。这里，诗歌与绘画之间显示出某种相似性。某些适用于形容诗人和画家的显著特色的通俗概念被小心地保存起来：诗人是一个写一行行押韵文字的人，画家是一个把人物和风景“栩栩如生”放置在画布里的人。违背这个规则的人，则缺乏必要的艺术素质。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是反思辨、反理智的。它是感官知觉的诗歌。他对生命的崇拜意味着一种着迷，着迷于可称之为自然的情绪的东西——空气，雨水，云朵，街上的雪，昼夜和季节不同时间带来的细微变化。然而这是一种非常语言的自然。在斯拉夫语系中，表示星球、植物和动物的词语都保存着它们古老的力量，都充满着它们的阴性或阳性的魅力。因此才有那种想把词语与物体等同起来的强烈愿望。例如，尤利安·杜维姆写了一首长诗，其中包含“绿”这个词的各种变体。“绿”因其具有性质和植被的双重意义——加上其源自同一词根的大批随从名称、形容词和动词——对他来说是词典中的某种植物女神。

帕斯捷尔纳克为了他的特别用途，逐渐修改他那个诗人作为与宇宙生命的力量保持直接联系的非凡存在的形象。他愈来愈强调，消极接受是诗人最大的美德。以下的宣称（写于1922年）是很典型的：

当代各种潮流把艺术视为一个喷泉，尽管它只是一块海绵。它们认为它应当涌出，尽管它应当汲取并变得饱和。照它们看来，它可以分解成创造性的程序，尽管它是用接受的器官做的。艺术应当永远置身于旁观者中间，应当以比任何旁观者更纯粹、更接纳、更真实的方式观看；然而如今，艺术与粉和化妆间为伍；它在舞台上露面，仿佛世界上存在着两种艺术，其中一种因为另一种永远是备用的，于是就可以大肆自我扭曲，等同于自杀。它自我炫耀，尽管它应当把自己隐藏在楼座里，在无名中。

帕斯捷尔纳克在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在想着把自己与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对比？也许。马雅科夫斯基想把诗人作为一个退隐的人的形象砸碎。他想成为沃尔特·惠特曼——成为欧洲人想象中的沃尔特·惠特曼。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他的幻想和悲剧。我们只需指出，我们很多人在读帕斯捷尔纳克这段文字时所感到的本能的同情，有可能是误导的。我们被训练去把诗人的纯粹性与他退隐到戏院楼座里等同起来，并且他在那里还多戴了一个面具。早在约一百年前诗歌就已经被指派成为某种消亡中的部族的保护区；基于这种受条件限制的本能反应，我们当然欣赏“纯抒情性”。

并非所有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都是来自他私人日记的个人笔记，或换个角度说，并非都是克劳德·德彪西的“雨中花园”。与一位苏联诗人相称的，他在二十年代就致力于预示着《日瓦戈医生》的广阔历史全景图。他以一个青少年目击者的眼睛所记录的全部珍贵细节来赋予教科书的陈词滥调以生机（我不想妄自判断那种陈词滥调，它有可能是很接近现实和很崇高的）；当长诗《一九〇五年》和《施密特中尉》所描写的革命事件发生时，帕斯捷尔纳克只有十五岁。与他的短诗相比，这两首长诗在我看来似乎是败作；拼贴和闪现的技巧与题材并不相称。没有总体的承担，才智被视为不如五官，并被阻止去接触物质世界。结果，我们只有主题和渲染；然而，主题回到了陈词滥调的质量。

因此我倾向于指责帕斯捷尔纳克，如同我指责他的波兰同代人，指责他们在世界面前怀着一种有计划的无助，小心栽培一种非理性的态度。然而在悲惨的斯大林主义年代，正是这种态度挽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也许还有他的生命。帕斯捷尔纳克那些更聪明的同僚以辩论回答辩论，结果他们要么被清洗要么接受官方教条的最高智慧。帕斯捷尔纳克躲避所有归类，他的诗作的“意义”是蜥蜴或蝴蝶的意义，而谁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明这类现象呢？他不从理性之树摘果子，生命之树对他来说已经足够。面对辩论，他以他的神圣舞蹈来回答。

我们可以同意，在那些特定条件下，这是唯一可能的胜利。然而如果我们假设当诗歌只是被肢解、被禁止的思想，当诗歌被简化成意象和悦耳的音乐，则诗歌所属的这些时期就不是最健康的时期的话，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就是以重大牺牲换取的胜利。当一位诗人只有在他被视为一个无害的傻瓜的时候——一个神圣的愚人，因失去理性而神圣——才能保留他的自由，则他的社会就是有病的。帕斯捷尔纳克注意到他已被操纵，进入哈姆雷特的位置。作为一种怪异的存在，他受到保护，免遭统治者的愤怒的侵害，并且必须打他那张怪异牌。但是目睹对数百万人民犯下的罪行，他如何对待他的道德尊严，他如何对待他对受苦的俄罗斯的爱？这才是问题。

他成熟的诗歌经历一场严肃的演进。我感到，当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承认他不喜欢他1940之前的风格的时候，他是对的：

当时，我的听觉被糟蹋了，被普遍的反常和被一切习俗（当时各种在我周围统治的程序）的破裂所糟蹋。一切以正常的方式说的东西都震惊我。我过去常常忘记文字本身除了包含用来装饰它们的点缀品之外，还可以包含某种事物和意味着某种事物……我到处搜寻，不是搜寻本质而是搜寻外部的刺激。

我们可以从这个判断中读出不仅仅是向技巧告别。他从未失去一个信仰，也即相信被视为一种道德律令的艺术的救赎力量，但他的晚期诗就其赤裸裸而言可以被称为托尔斯泰式的。他力求在这些晚期诗中明确地展示某种人类状况的视域。

我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著作中看不到他在哲学上反对苏联官方教条的任何暗示，除非他不愿意与抽象概念打交道——也即“抽象”和“虚假”这两个术语对他来说是同义词——可作为他的抵抗的证据。苏联公民的生命即是他的生命，而在他的爱国诗中他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并不比任何普通俄罗斯人更反抗。《日瓦戈医生》是一本基督教的书，然而书中没有任何与那个关于人的反基督概念展开争论的痕迹，正是这争论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力量。帕斯捷尔纳克的基督教是非神学的。要分析这样一种世界观是很困难的：它假装根本不是世界观，而仅仅是“贴近生命”，而实际上它只是把通过广泛阅读而获得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混合起来。也许我们不应分析。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对现实着魔的人，现实对他来说是奇迹。他接受痛苦，因为生命的本质即是痛苦、死亡和重生。他把艺术当作是圣灵的礼物。

然而，如果没有《日瓦戈医生》，我们将无法知道他隐藏的信仰。他的诗歌——即便我们撇开审查的问题不谈——作为表达理念的工具毕竟太脆弱了。为了做他那哈姆雷特的事情，帕斯捷尔纳克必须写一本大部头的长篇小说。通过这个行为，他创造了一个关于作家的新神话，而我们可能要猜测，它会在俄罗斯文学中持续下去，如同其他已经是神秘的事件：普希金的决斗、果戈里与魔鬼的搏斗、托尔斯泰的逃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一部冒险、承认、荣誉和秘密的长篇小说

《日瓦戈医生》在西方的成功，是不能由伴随其出版而来的流言蜚语或政治兴奋感来解释的。在我们时代，西方小说的读者沦为只能吃到偏于清淡的饮食；小说由于受到其敌人也即心理学的围攻，所以一直都在朝着反小说的有计划的清淡的方向走。《日瓦戈医生》满足了人们一种合法的渴望，他们渴望有一部充满不寻常事件、死里逃生、交错的情节的叙述作品，并且与西方小说家的细微分析相反，它打开空间和历史时间的辽阔远景。小说读者是一个老饕，他立即就知道一个作家是否也是老饕。在帕斯捷尔纳克那想拥抱生活里难以预期和奇妙流动的欲望中，他体现了一种足以跟他的十九世纪先辈们抗衡的老饕本性。

批评家们无法就如何归类《日瓦戈医生》达成共识。最明显的事情是谈到伟大的俄国散文的复兴，以及提到托尔斯泰的名字。但是另一方面，帕斯捷尔纳克如此喜欢的那些不可能的相逢和近于奇迹的介入，又必须被斥为错误和违背现实主义。其他批评家，例如埃德蒙·威尔逊，则把该小说当作一个象征网络来对待，有时候朝着这方向走得如此远，以致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在其书信中表示他绝没有那个意思。还有另一些人，例如格列勃·司徒卢威教授，则试图缓和这个倾向，却又承认《日瓦戈医生》与本世纪初俄国的象征主义散文有关系。我下面要表达的观点，就我所知仍未被任何人提出过。

我觉得，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开始是合适的：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苏联作家。为了使他的敌人和他的某些朋友不高兴，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他并不是一位内心流亡者，而是与莫斯科作家社群共悲喜。如果他的社群在决定性时刻反对他，那也只是证明每一个文学团体都是一窝蝰蛇，而奴颜婢膝的蝰蛇特别可恶罢了。不可避免地，他密切关注文学刊物和会议上没完没了的讨论——多年来持续不断并由政治路线的曲曲折折引起的讨论。他一定还读过很多理论书，而苏联的文学理论并非贪图安逸者的无害的消遣，而是更像走在钢丝上的杂技表演，下面是悬崖。鉴于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小说具有最广泛的吸引力，最适合被用作意识形态武器，因此很多研究都是集中于散文。

根据官方教条，在一个阶级社会里，活力充沛的文学只能由活力充沛的上升的阶级生产。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小说曾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风靡一时。拜其高涨的现实主义所赐，它成为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武器，发挥了批判后退的贵族阶层的作用。鉴于无产阶级是一个胜利的阶级，因此它应当有一种相称的文学，也即一种如同资产阶级在其急剧上升时所具有的活力充沛的文学。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年代，苏联作家应当向过去数百年间“健康的”小说家学习，同时避免西方那种由衰落中的资产阶级生产的神经质的写作。以上是我为了清楚明白而作的过于简单化但并不是太离谱的推想，这个推想解释了为什么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在苏联享有如此巨大的威望。

帕斯捷尔纳克毋须认同官方关于英国小说的经济原因和文学效果的解释，也能够享受阅读这些在俄罗斯被称为“经典”的英国小说的乐趣。他多年来一直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尤其是翻译英语文学，因此他的书房里很可能拥有所有这些英国小说的原著。虽然他的重要著作的理念是在他心中慢慢成熟的，但是他一定常常想到现代西方小说中令人不安的趋势。在西方，小说愈来愈依靠否认其本质而活，甚或依靠表现得像一个其最后诡计乃是揭示他如何使用诡计的魔术师而活。然而在俄罗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失败，当然也没有人去理会关于向“经典”学习的谆谆教导：一种对穿着约束衣的人们发出的参加快乐运动的邀请，无非是一个粗俗的笑话。但如果有某个人怀着恶意，竟然试着去学习，那会怎样？

《日瓦戈医生》是一本关于与命运捉迷藏的书，它不禁使我想起一部英国小说：菲尔丁的《汤姆·琼斯》①。确实，我们也许需要作出一定的努力去把英国乡村的马匹和旅馆与俄罗斯的铁路和树林联系起来，然而我们被迫这样做，是因为两部小说都穿越难解之谜。如果那些手法被帕斯捷尔纳克机械地应用，则他与菲尔丁的相似之处就没有意义了。但在《日瓦戈医生》中，这些手法成了标志，传达他对世界、对生命的肯定——借用他自己喜欢用的话。它们暗示他狡猾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那整齐、合乎逻辑、有秩序的现实，夺回另一个更丰富的地下现实。此外，这些手法完美地符合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经验和所有俄罗斯人的经验。任何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人都知道，在着火的人类蚁冢中，不寻常的相会、难以置信的巧合之数目，与和平的、日常例行公事的时期相比，是无以复加地成倍增长的。你幸存下来是因为你前往某个大家都被抓走的地址时迟到了五分钟，或因为你没有赶上某列火车，而该列火车很快就被炸成碎片。这是偶然、命运抑或天意？

①全名《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

如果我们假设帕斯捷尔纳克有意识地从十八世纪小说中借鉴他那些手法，则他那些被当成是对现实主义所犯的罪行似乎就不会这么令人不安。他对现实主义有自己的看法。另外，我们也不应急于像在蛋糕中寻找葡萄干那样在《日瓦戈医生》中寻找象征。帕斯捷尔纳克把生命的质地本身设想为象征性的，因此对生命的描写不需要求助于那些突出和过于明显的寓意。情景和人物已经足够；对那些感觉不到十八世纪小说韵味的人，我可以指出谜一样的人物叶夫格拉夫的介入，他是尤里·日瓦戈的半亚细亚血统的亲弟弟，每逢主人公处于极端危险中的时候，他就会从人群中现身，然后在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事情之后，又消失在无名中。他是尤里的仁慈的护国公；虽然他没有贵族头衔，但他在共产党高层有熟人。这里的情景再次是现实主义的：确保在等级制高层有一个盟友，乃是在诸如苏联这样的国家里的第一行为法则。

诗人作为主人公

尤里·日瓦戈是一位诗人，是西欧波希米亚的继承人，被两种互相矛盾的冲动撕裂：退隐，成为价值的唯一容器或创造者；或走向必须被拯救的社会。他还是俄罗斯“多余的人”的继承人。至于美德，不能说他拥有太多主动性和男子气概。然而，读者对尤里深怀同情，因为作者断言，他具有超凡的个性魅力，是珍贵的“内心自由”的捍卫者。尤里是流血、谎言和堕落的消极目击者，他必须做点什么来否定个人的绝对微不足道。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东方基督教之路，要么是哈姆雷特之路。

对神圣的愚人——一个衣衫褴褛的笨人，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怀着怜悯和尊敬，在俄罗斯有其古老的根源。神圣的愚人受到他的疯狂的保护，冒权贵之大不韪讲真话。他是社会的局外人，并以上帝的理想秩序的名义谴责社会。很有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疯狂只是一个面具。在某些方面，他使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愚人；事实上普希金在其《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把这两个人物糅合在一起，在该部历史剧中，笨人尼科尔卡是唯一敢于在街头大声说出统治者的罪行的人。

尤里·日瓦戈在内战后的几年间投入到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他忘记他的医学毕业文凭，过一种隐蔽的生活，娶他的前看门人的女儿为妻，干粗活，获提供东欧政治俚语中所谓的“精神病证件”。他拒绝成为“新知识阶层”的一员，暗示在一个被虚假统治的城市，避世是保持人格完整的唯一途径。然而在尤里·日瓦戈身上尚有另一个特点。他写关于哈姆雷特的诗，把自己视为哈姆雷特。不错，但是哈姆雷特基本上是一个有目标的男人，行动与了解游戏是不可分割的。尤里对善与恶有本能的领悟力，但他对俄罗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了解，与一只蜜蜂能从化学角度分析它正在扑撞的窗玻璃相差无几。因此，尤里仅剩的行动是一种诗歌行动，相当于捍卫遭极权主义空话威胁的语言，或者换句话说，相当于捍卫真实性。兜圈结束；跑出塔楼的诗人又回到塔楼里。

尤里的困难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困难和他的苏联同代人的困难。帕斯捷尔纳克的解决办法比他的主人公稍好，他不是写诗而是写小说——他的哈姆雷特式的行动；不过，困难依然在整本书中持续。它是由接受一种历史观引发的，该历史观在苏联是如此普遍，以致它成为人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是沿着预定的轨道发展的，它通过“飞跃”向前进，而俄国革命（连同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种宇宙维度的飞跃。支持或反对历史力量的一次爆发，其可笑就如同支持或反对一场暴风雨或四季的更迭。人类的意志在这剧变中无足轻重，因为就连领袖们也只是强大的“进程”的工具而已。帕斯捷尔纳克的著作的很多篇幅表明，他没有质疑这个观点。他不是在诗中说过，这个世纪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在莫斯科吗？他似乎是以一种宗教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世俗化的圣经式信仰，相信最后的实现，暗示一种神授的计划吗？难怪帕斯捷尔纳克如此喜欢德日进的作品，如同他在致雅克利娜·德·普鲁瓦亚尔的信中所表示的。这位法国耶稣会士同样相信世俗历史中的基督学特征，并奇怪地把基督教与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与黑格尔的上升运动结合起来。

让我们指出，帕斯捷尔纳克很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个读德日进的人。我们可能会合乎情理地对那位诗人兼人类学家的影响感到困惑，他的影响力过去十年间在西方和在苏联集团国家里日益增长。也许在我们这个世纪，人都不惜一切代价渴望得到安慰，哪怕是以神学中纯粹的浪漫主义为代价。德日进有其先辈，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历史音乐” 或别尔嘉耶夫的一些篇章只是信手拈来的例子。《日瓦戈医生》潜在的“德日进主义”使它成为一部苏联小说，因为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一种对革命的深奥解释，有别于官方声明提供的通俗解释。这场历史悲剧被添加了朝着最终的善的方向努力的必然性的所有虚饰。也许这部小说是在讲述个人对恺撒的故事，但有点不同：新恺撒的力量的来源，并不限于他的军团。

在面对一个受历史祝福却与他的善恶观相抵触的制度，可怜的尤里·日瓦戈能做什么呢？在知识上，他瘫痪了。他只能依靠他下意识的自我，它沉降到比国家垄断的思想更深层的地方。作为一个诗人，他紧紧抓住他的信念，相信与不断重生的生命的交流。生命会照顾自己。普罗塞庇娜总是从冥界回来，冬天的冰雪融化，黑暗时代作为准备阶段是必要的，生命和历史都有一个隐藏的基督教的意义。痛苦使人净化。

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倾听俄罗斯人民无声的抱怨而克服他的孤立；我们对弥漫于《日瓦戈医生》的希望的气息反应强烈。然而，并非没有一些怀疑。生命很少照顾自己，除非人类决定照顾他们自己。痛苦可以净化也可以腐化，太大的痛苦太经常是腐化。当然，希望本身，如果它是整个民族共享的希望，可能就会是一种强有力的改变因素。然而，小说结尾时，当早已死去的尤里·日瓦戈的朋友们以怯生生的期待安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是寄望于一种模糊的东西，他们的政治思维与那个苏联笑话相去不远，那个笑话说，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是赋予每一个公民死后平反的权利。

但帕斯捷尔纳克的弱点是辩证地与他的伟大发现联系在一起的。他向他的敌人也即思辨思维作出如此多的让步，以致剩下要做的就是跃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日瓦戈医生》不是一部社会批评小说，它没有主张重返列宁或重返青年马克思。它是深刻地非修正主义的。它包含的信息总结了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经验：无论谁，如果他与国家意志所代表的思想展开争论，就会摧毁他自己，因为他将成为一个空心人。与新恺撒讲话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是选择在他的地盘上见面。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目前处境中的新，但不是受到数世纪基督教影响的俄罗斯的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应束之高阁被忘记；新的维度是每个人的神秘命运的维度，慈悲和信仰的维度。在这方面，帕斯捷尔纳克复苏了俄罗斯文学的最好传统，而他将会有后继者。他已经有一个了，就是索尔仁尼琴。

帕斯捷尔纳克的悖论在于他那自恋的艺术引领他超越他的自我的限制。还在于他那芦苇似的柔韧性，这使得他常常吸取既成观念而没有把它们当作观念来加以彻底检视，但也没有被它们压碎。很可能，任何俄罗斯诗歌的读者都难以抗拒一个诱惑，就是把两种命运加以并置：帕斯捷尔纳克的和曼德尔施塔姆的。前者之幸存和后者之死于集中营可能要归因于各种因素，归因于好运与厄运。然而在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中有某种理智地结构的东西预先注定他在劫难逃。从我谈到的我那一代人与“生命”崇拜者们的争吵可以看出，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经典诗人显然是曼德尔施塔姆而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但他瑕疵太少，像晶体，有抵抗力，因而也是脆弱的。帕斯捷尔纳克——更热情洋溢，不够严格，不稳定——被召唤去写一部小说，尽管充满矛盾却也因为充满矛盾而成为一部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