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卡隆与墨西哥电影启示录
《罗马》剧照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阿方索在中国故宫
《罗马》剧照，克莱奥温柔地叫醒雇主家的女孩
2019年，全能电影人阿方索·卡隆凭借《罗马》斩获三项奥斯卡大奖：二次折桂最佳导演、首次赢得最佳摄影，墨西哥电影首次荣膺最佳外语片。
30年八部作品绝非高产，然而从载入史册的青少年题材喜剧到最成功的商业系列之一的哈利·波特电影，从“有史以来最现实主义的科幻电影”到兼容了动作与沉思的“最好的太空电影”——卡隆可能是在世最惊人多变的电影艺术家。其墨西哥-美国-英国-墨西哥的跨国创作地图、在独立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之间的不断转换，提供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杰出范本；其优雅、深刻、悲悯的大师之作《罗马》，书写了一份将在好莱坞大制作中积累的经验与声望反哺于自身文化之根的“墨西哥启示录”。
宏大与私密，神话与平凡
黑色喜剧处女作《爱在歇斯底里时》（1991），为卡隆赢来两个好莱坞项目：翻拍经典《小公主》以及狄更斯小说的现代版《远大前程》。然而渴望执导原创剧本的卡隆，在离开10年后回到墨西哥，《你妈妈也一样》（2001）大获成功。
卡隆的第三部好莱坞作品《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创下职业生涯的最高票房纪录，获得大制作话语权；2006年，反乌托邦的科幻巨作《人类之子》展现了后9·11时代的普遍恐惧；2014年，创造了一种全新技术的《地心引力》赢得七项奥斯卡大奖及7.2亿美元票房。之后，卡隆再次出人意料，拒绝了许多大预算片约，重返家园，展开了一场个人之旅。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曾言：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一个男人寻找他的出身、起源、亲子关系的历史。卡隆直面《罗马》之旅会带来的痛苦：我想探索那些塑造了我的创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我与这个国家共同经历的。这部基于童年记忆的自传性影片，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城的科罗尼亚罗马社区一个中产家庭女佣的故事（影片献给卡隆的儿时女佣，在影片中叫克莱奥）。长长的移动镜头，以一种罕见的克制风格跟随着她的日常劳动，展现了她在怀孕后被男友抛弃、因社会冲突事件延误救治而失去婴儿的苦难、最后冒着生命危险在海浪中救出雇主家的孩子而完成了某种救赎。
这部有着天鹅绒般的黑白影像和杜比音效的为大银幕而生的电影，完全不负卡隆在好莱坞岁月里获得的荣誉。他使用了一种大而宽广的画幅来讲述一个近乎私人化的人类故事，将大部分电影人会拍成小电影的类型拍成了一部大电影——日常生活的琐事交织着历史背景、投射了国家议题，包容了社会全景；克莱奥的个人故事与公共大事件的对照，使得这个国家的灰尘、喧嚣、混乱的一切，牢牢附着于这个女人的生活。一家人在庄园迎接新年时的森林大火、克莱奥前来寻找男友时遇到的武术大师、她在商店购买婴儿床时目睹的科珀斯克里斯蒂事件，这一系列华丽炫目的大场面，无疑来自过去30年里卡隆在大制作电影中所积累的实力和技巧。
《罗马》是一个伟大的电影人表现出绝对掌控与自信的作品，其情感与智性的基调——暗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托尔斯泰式的视角，即使对最具创伤性的事件，也沉着镇定地看待。通过以一种广阔的视角观察生活，在所有的矛盾中反映生活，影片完成了一个罕见的壮举。
寻找身份， 重塑形象
不妨回顾一下，百年来好莱坞电影中拉丁裔形象的演变史。
在最早的好莱坞默片中常有好家伙与坏家伙之斗，墨西哥人总是被分配给恶人的角色，通常做着卑微而污秽的轮船装卸工的工作。随着这种“黑暗的、迟钝的、暴力的”老套墨西哥人形象的累积，拉美国家开始抵制美国电影，以致美国总统出面恳求好莱坞：请对墨西哥人友好一点。
20世纪20年代，自从鲁道夫·瓦伦蒂诺成为好莱坞第一个公认的男性偶像后，感官的与浪漫的拉美男人成为新形象。此后，丽塔·海华斯将这一形象带到诱惑性美女的令人眩晕的高度。
20世纪30年代，真实生活里的拉丁英雄被搬上银幕，但通常由非拉丁裔演员扮演。
20世纪40年代，在西部片时代，墨西哥人作为歹徒再度出现在银幕上，有着更为复杂和负面的特征，为白人演员带来了奥斯卡奖。
20世纪50年代，拉丁裔形象随着《巨人传》等电影有所改善。到了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拉丁裔在幕后获得成功和艺术控制权，也试图拒绝那些再度出现的老套坏人角色，努力传达同时代的拉丁裔形象和故事。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政治经济复苏，大量拉美裔导演进入好莱坞，成就最高的当属“墨西哥三杰”。新世纪初，墨西哥电影正在经历复兴，“墨西哥三杰”均拍出了一鸣惊人的处女作。某种意义上，这些作品是第一个真实展现当代墨西哥的电影。
比如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的《爱情是狗娘》，通过对当代墨西哥城不同阶层的多线叙事，挑战了迂腐的“棕色阳刚”（棕色皮肤所象征的野蛮与暴力），也质疑了替代性的“白色阳刚”（白色皮肤所象征的财富与权力）和新的价值观——通过阶层和种族，来重新界定价值。
阿方索·卡隆的《你妈妈也一样》尽最大可能包含了这个国家的社会背景：从总统的一天到失业的渔夫。这些电影都参与了墨西哥国家身份的讨论，寓言化了一个“成年故事”。它如同一个成长之旅——两个青少年，寻找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身份，摧毁他们友谊的是阶级冲突与竞争；一个女人，寻找作为一个自由女性的身份；伴随他们的是这个国家，努力发现作为一个成熟国家的自我身份的青春期墨西哥。
而后，“墨西哥三杰”远赴好莱坞。2007年的奥斯卡被称为“墨西哥年”：冈萨雷斯的《通天塔》，以在摩洛哥、墨西哥、日本发生的三个故事，隐喻了人类难以沟通的语言“巴别塔”悲剧；德尔·托罗的《潘神的迷宫》，以奇幻童话的形式回溯了西班牙的残酷战争；卡隆的《人类之子》，以“全球不孕不育”的科幻未来对当代现实作出批判——三片赢得4座奥斯卡小金人与12项提名。而自卡隆成为历史上首位拉丁裔奥斯卡最佳导演后，三人连续数年垄断了这一奖项。
电影里的拉丁裔形象，因这些电影人自身实力的提升与不断的自我书写而改变。在好莱坞与国际影坛确立了大师地位后，卡隆重新用镜头对准自己的祖国，将一部没有大明星的西班牙语黑白家庭片推至全球、第一次将一位当家庭女佣的土著女性推至银幕中心，改变了电影的游戏规则，也颠覆了好莱坞影视中墨西哥黑帮与毒枭的刻板印象，重塑了自身形象。
回归文化的根：凝视地面，仰望天空
卡隆无疑是个女性主义者：《人类之子》充满了反父权式的愤怒——未来孩子的公民权高于母亲的公民权，一如片名“Childre n of men”所示——这个孩子属于男人；《地心引力》中的女人独自在太空中顽强活下去；《罗马》是献给卡隆生命中的女人的赞歌——两个被阶级区隔却被不幸相连的女性（女佣被男友抛弃，女主人被丈夫抛弃），家庭破碎，社会分崩离析，当男人们撤退，女人们坚定地站立，最终一家人拥抱在一起。
同时，也许不是巧合，卡隆的叔叔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墨西哥，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罗马》犀利地洞察了社会议题，追随了卡隆对墨西哥特权生活的毕生清算——他的父亲是一位核物理学家，他的中产阶级教育使其幸免于因阶级差别而被抛弃。卡隆墨西哥电影的珍贵，就在于以同样的美与天赋的价值，投入到那些通常被无视或降至隐形的个体与时刻。《罗马》刻画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家庭女佣，不只因为她是一个被轻视的女人，还因为她不屈不挠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动人，因而比许多电影都更多更大地推动了身份认同的运动：性别、种族、阶级的平等。
尽管卡隆拒绝用政治话语去描绘现实，然而电影《罗马》的上映推动了墨西哥现实政治的历史性时刻：十几位参议员戴上洗碗手套与家政工人站在一起，最高法院下令确保最被忽视的劳动力的福利权利，使得我们希望有更多电影人以这样一种朴素的敏锐的方式创作，围绕人物耐心地建构一个完整的世界，温柔而不动声色地将你卷入。
近年，好莱坞的异乡人纷纷“回家”。出生在英国的克里斯托弗·诺兰，20年来在《黑暗骑士》系列与谜一般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的多元化探索中，成了在世最有成就的好莱坞明星导演。正因他所积累的大片经验与声望，才有了诞生《敦刻尔克》的可能：“敦刻尔克如同国家DNA，流淌在英国人的血液里。”卡隆亦如是：“我的DNA，就在《罗马》里。”《敦刻尔克》将诺兰带回到他的根：不仅是英国，还有他所擅长的始于电影生涯初期的“叙事实验”。而混合了新现实主义、深度个人化创作以及压倒性视觉追求的《罗马》，也使卡隆回到墨西哥，回到他所擅长的对微妙事物作细腻处理的电影生涯之初。
让我们重温《罗马》的镜头：在开篇时凝视地面，在结尾时仰望天空。
（作者：王田，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