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惊喜记》：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通道

原标题：草地诗人阿信的诗，如何能成为诗歌对疫情的一个回答？

诗人阿信

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一座小城，周围是广袤的甘南草原腹地，诗人阿信就在那里，安静地写了三十来年。

西部和草地遂成为阿信重要的身份标签，而安静也赋予了其诗歌独特的质地，在当代诗歌中具有明晰的辨识度。在持续、踏实、不骄不躁地于生活和语言内部深耕下，阿信相继收获了徐志摩诗歌奖、西部文学奖、昌耀诗歌奖、《诗刊》陈子昂年度诗人奖等重要奖项的肯定。

日前，其三十年诗歌写作精选集《惊喜记》由南方出版社出版。5月16日下午，由《诗刊》社与腾讯网联合主办的阿信《惊喜记》线上研讨会在腾讯新闻线上直播，李少君、何言宏、敬文东、张德明、霍俊明、王冰、杨庆祥、汪剑钊、张光昕等诗人、学者、评论家，就阿信的自然诗歌与草原诗学展开讨论。

“此次疫情将自然重新带回人类视野，启发我们重新认识自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阿信的诗呈现出自然的广阔与神秘，一种对自然秩序的尊重，开启了新时代对自然文学的认识。”《诗刊》主编李少君表示，在疫情期间阅读、讨论阿信的诗歌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惊喜记》书封。

《惊喜记》书封

在今天，安静具有巨大的伦理价值

《惊喜记》的写作横跨三十多年时光，是一个边地诗人的诗歌编年史。阿信来自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甘南草原，那里的生活简朴而宁静，节奏单调而缓慢，这样的环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是人生的困境或局限，但对一个诗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命运的恩赐。

在阿信的诗学里，草原上一座寺庙、一朵花、一处海子，甚至一只无感无知的甲壳虫，都透着生命或原初的味道。他相信，“在平凡的人生与这种神性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古老而天然的精神通道，某种看不见的庄严秩序。”这种精神通道与庄严秩序，在阿信的诗中，往往是经由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和最不起眼的事物弥散出来。

这种朴拙、真诚的写作，在李少君看来，在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显得弥足珍贵。疫情期间，身体困于家中，而思维神游九天，对自然和草原的向往随着隔离期的增长而愈发强烈。疫情当然是不好的，但我们从中看到的积极一面是，它将自然重新带回人类视野，成为我们重新认识自然、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契机。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阿信的诗呈现出自然的广阔与神秘，一种对自然秩序的尊重，将会开启新时代我们对自然文学的再认识。”李少君谈道。诗人、《诗刊》主编李少君。

那么，如何理解阿信诗里的自然呢？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看来，阿信诗里的自然是游牧文明的、有张力的和宗教神圣感的自然，展现人与自然、神明的对话，有别于田园诗中被驯服的、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自然。诗人胡亮则将其视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动摇、对工具理性的动摇。

阿信曾表示，当代诗歌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现代性”经验时更是达到了汉语诗歌前所未有的精神广度和深度，但他也深感，“当代诗歌在抵达语言的所有可能性向度的同时，也隐含着种种精神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遭遇着人类生存图景的变异，传统审美情境的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敬文东认为，阿信诗歌中的安静气质具有巨大的伦理价值。“今天我们享受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对大自然产生了伤害。现代性带来了两个最重要的终端产品就是单子式的孤独个体和垃圾。阿信的诗启迪我们，科技对自然的恶化要靠人与自然的关系来修复。”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龚刚认为阿信诗歌中的安静性有宗教意义上的“寂静欢喜”之味，“他的诗受到雪域高原的启迪，苍凉之上饱含深情，远离尘嚣却情感丰盈，为读者提供一个精神家园。”

在阅读阿信诗歌的过程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青年批评家张光昕明显感受到，诗人的声音低于自然的声音，“阿信在诗中把自己放得很低。《惊喜记》启示我们，在神性缺失、自然遭破坏的今天，诗人该如何应对、如何写诗。”

在西部，也在西部之外

西部，作为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覆盖的地域十分广泛，实际上其内部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但在诗学概念上，西部诗歌在差异性之外，表现出空旷、荒寂、苍凉、孤独等同一性特征。一提起西部诗歌，这些特征会自动进入我们对其的想象。

论者普遍认为，阿信的诗歌写作西部特征当然非常明显，他毫无疑问是一个西部诗人，但在很多面向上，阿信的写作实践又为西部诗歌内涵的拓展做出了贡献，并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站在西部超越西部。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德明认为，阿信在空旷、苍凉、孤独等元素上为西部诗歌增添了丰富、细腻、温婉的特质，呈现出更为立体多元的西部世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草原采取了一种显微镜式的注视方式：过去的诗人往往是以过客身份来书写草原，这是一种望远镜式的书写，而阿信对于草原的注视是显微镜式的，其观察、临摹与思考远超他人。

实际上，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诗人北乔指出，作为临洮人，阿信其实甘南的闯入者，但三十多年的生活让他与甘南血脉相连。这种身份特质，使阿信的写作既有在地性，又呈现为一种回乡式的写作。

但是身份和经验并不会直接产出高品质的诗歌作品，必须依存于诗人本身的思维深度和技艺纯熟度。“阿信就是这样，他善于把地理环境的劣势转化为诗歌写作的优势。他的写作始终坚持去中心化的抒情，将边缘的地理写得自然朴素，手法不是表现而是呈现，他的诗有如素描勾勒，极富画面感。”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诗人汪剑钊以《雪地》为例子，认为阿信这首诗表现出与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相似的存在主义悲壮感，语调娓娓道来，深入人心。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评论家霍俊明则提醒，从地域空间切入的写作具有类型化的危险。“阿信可贵的是，在三十多年写作中通过空间视域、具体物像以及诗人的智性、想象力和宗教意识，努力避免固化视角，重新建立对个人生活与空间的发现，使诗歌具备唤醒和激活的能力，如陈超所言‘用具体超越具体’。”在霍俊明看来，阿信的诗既与空间有关，又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表示，如果将阿信的诗置于新诗史和世界文学的深远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世界文学对自然文学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以梭罗为代表的散文、日记，而对诗歌文体的注意在中外都远远不够。在这个意义上，“阿信对西部草原的诗歌书写在内容、写法和个体性等方面非常值得研究。”

［附阿信诗歌三首］

埋卸甲寺志补遗

埋下马蹄铁、豹皮囊和废灯盏。

埋下旌旗、鸟骨、甲胄和一场

提前到来的雪。

那个坐领月光、伤重不愈的人，

最后时刻，密令我们把鹰召回，

赶着畜群，摸黑趟过桑多河。

那一年，经幡树立，寺院落成。

那一年，秋日盛大，内心成灰。

草地酒店

漫天雨水不能浇灭青稞地上汹涌的绿焰，

也不能制怒——

乖戾厨娘，揎袖露乳，剁切一堆青椒

如某人频频现身微信平台，

臧否人物抨击世风。

只有檐下一众游客表情沮丧如泥。

只有院中几匹马神态安详，静静伫立。

河水涨至车辆却步。但对面仍有藏人

涉险牵掣马尾泅渡。

何事如此惶迫，不等雨脚消停？

我也有天命之忧，浩茫心事，

但不影响隔着一帘银色珠玑，坐看青山如碧。

河曲马场

仅仅二十年，那些

林间的马，河边的马，雨水中

脊背发光的马，与幼驹一起

在逆光中静静啮食时间的马，

三五成群，长鬃垂向暮晚和

河风的马，远雷一样

从天边滚过的马……一匹也看不见了。

有人说，马在这个时代是彻底没用了，

连牧人都不愿再牧养它们。

而我在想：人不需要的，也许

神还需要！

在天空，在高高的云端，

我看见它们在那里。我可以

把它们

一匹匹牵出来。